2020全球抗疫：我们在哪里？我们应该怎么办？(5)
专题 | 发布时间：2020-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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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所以，从新闻媒体到政治家，从官僚体系到普通民众，没有人为这一次百年不遇的重大疫情做好了准备。直到3月上旬，美国总统特朗普还一直认为，美国
所以，从新闻媒体到政治家，从官僚体系到普通民众，没有人为这一次百年不遇的重大疫情做好了准备。直到3月上旬，美国总统特朗普还一直认为，美国形势不错，疫情“可控”（under control），甚至指责媒体人为制造恐慌。客观地说，欧美国家的政府、媒体和医学界，根本没有足够重视当时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没有准确地评估这场疫情的严重性，从而形成了他们的错误认知。
其次是政治家的目标多样性。抗击疫情固然是他们的政策目标，但当疫情变得真正严重之前，他们往往需要兼顾其他目标，比如经济增长、金融稳定和就业稳定等。特朗普总统不仅一直以美国最近几年的经济数据和股市表现为傲，而且他还面临着11月份总统大选的压力。如果特朗普宣布美国出现重大疫情，不仅意味着金融市场的牛市终结，而且还意味着经济衰退和失业增加。其实，包括约翰逊在内的欧洲政治家也面临着类似的结构。
最后是政治家的约束条件。欧美国家的政治家往往面临更多的外部约束条件。从宪法约束到国会制衡、再到新闻媒体的监督，欧美政治家们不仅在处置危机时不容易获得他们所需要的足够权力，而且还时时需要在各种场合为自己的决定和策略做辩护。如果一个国家只是面临可能的重大威胁，但当这种威胁还没有实际发生时，几乎没有哪一个总统或首相能够宣布实行“封城”或“封锁”（lockdown）政策。无论关于紧急状态的法律条款是怎样规定的，在政治实践上，只要问题还不够严重，而只是医学专家或新闻媒体预见“问题将会变得非常严重”时，政治家们就无法在国会、在反对党或在社会公众那里获得足够的支持来采取他们认为正确的行动。比如，特朗普1月底决定实施中美之间的旅行禁令时，就遭到了部分国会议员和媒体的批评，更不用说再实行进一步的限制措施或隔离政策了。
此外，还以美国为例，总统的权力主要集中来联邦层面，他很难直接管控或干预州一级的具体抗疫措施和医疗救治。美国联邦政府能够直接掌握的医疗资源非常有限，主要是美国军方的医疗资源。这也是特朗普把两艘美国军用医疗船开到东、西海岸的原因。在具体政策上，特朗普甚至连试图限制3M公司的医疗产品出口都不一定能做到。所以，这些约束条件就注定了欧美国家的抗击疫情，不可能是中央政府高度管控的模式，而只能依赖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合作、政府与社会的合作、政府与企业的合作。
正是因为这种种问题导致了欧美国家错失了防控疫情的最佳时机。结果是，这些国家不仅出现了感染和确诊人数的爆炸式增长，而且还出现了较高的死亡率。为什么欧洲发达国家会出现高死亡率呢？除了新冠肺炎病毒本身的“毒性”，这些国家的高死亡率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人口的老龄化结构，二是患者激增和医疗资源有限导致的“踩踏效应”。
从现有数据看，老年人感染新冠病毒之后更容易面临生命危险。纽约市的数据显示，80%以上的死者都是60岁以上的老年患者。而意大利、法国等欧洲国家恰恰是人口老龄化非常严重的国家。更重要的是，从新冠肺炎的规律来看，可能有不到20%的患者会演变为重症。如果重症患者得到有效救治，死亡率就能得以控制，但当患者剧增对医疗资源造成的“踩踏效应”时，就会出现较高的死亡率。这种患者数量与医疗资源的紧张关系，恰恰是导致高死亡率的关键。
直到2020年3月中旬，当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疫情已经成为一场社会灾难，欧美主要国家的确诊病例数急剧攀升时，这种局面才开始改变。欧美发达国家的抗击疫情政策终于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向。真实的危机一旦降临，欧美国家就开始了快速行动。目前，尽管各国具体政策不同，但他们的主要措施可以被归为两大类：
一方面是整个政府机器开始快速开动起来，采取多种措施来抗击疫情。具体做法包括推广大规模的检测，提供便利的检测通道，医院收治重症患者，居家隔离轻症患者，加快包括口罩、防护服、呼吸机、重症监护室、临时医院在内的医疗物质或设施的生产或建设，颁布疫区普通民众居家隔离和非必要不外出的行政命令，关闭学校、体育场馆、娱乐场所以及综合性商场等。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要尽快控制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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