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全球抗疫：我们在哪里？我们应该怎么办？(3)
专题 | 发布时间：2020-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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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东亚地区的抗击疫情方案 从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路径来看，中国大陆的周围地区首先受到疫情的影响。但出乎意料的是，跟欧洲国家相比，亚洲四小龙（
东亚地区的抗击疫情方案
从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路径来看，中国大陆的周围地区首先受到疫情的影响。但出乎意料的是，跟欧洲国家相比，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台湾地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日本在这波疫情中的感染率数据和死亡率数据都相对较低。尽管东亚地区的首发病例要远早于多数欧洲国家，但东亚地区的防控局面总体上做得更好。
比如，台湾地区的第1个病例出现在1月21日，但直到3月18日才出现第100个病例，截至4月10日早晨，仅有380个确诊病例。再比如，日本1月22日首次出现两个病例，2月21日出现第100个病例，目前确诊病例为4667个。又比如，韩国尽管目前确诊病例超过10000人，但经过2月底、3月初的高增长以后，韩国很快就将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到了100人以内。
总体上，台湾地区、日本和韩国大致代表了东亚地区抗疫的三种类型。台湾地区在这一轮抗击疫情中表现不俗。考虑到人口不及台湾地区三分之一的丹麦、挪威、瑞典等国确诊病例已经高达5800-9000多人，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奇迹。人口数量超过德国的日本，目前确诊病例不到5000例，而德国已经逼近12万例。当然，许多人担心日本是否正在进入快速暴发的通道。韩国起初被认为是一个管控措施滞后、局面一度失控的国家，但仅仅用了两周，韩国就将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控制到了100以内。人口数量跟韩国具有可比性的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等国的确诊病例数已经位于6万至15万例的区间。
尽管中国大陆以外的东亚地区在抗击疫情的具体做法各不相同，但他们的行事逻辑其实是相似的。跟抗击疫情的中国大陆方案相比，台湾地区、日本与韩国的抗疫模式可以总结为四条主要经验：
第一，认识疫情的严重性，尽早采取行动。武汉疫情发生以后，跟欧美国家的“看客心态”不同的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对中国大陆的情况更为了解，也有着更强的威胁感知。比如，台湾地区1月中旬就派出两名防控专员赴武汉进行调查，随后马上着手安排应对措施。
第二，及时检测相关人群，锁定患者并加以有效救治。比如，韩国在2月底、3月初遭遇了疫情高峰，随后就进行了大面积的检测。到3月20日为止，韩国对300万有症状者、接触者和相关人群进行了检测，检测比例高达总人口的千分之六。这样，就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锁定确诊病例和排除疑似人群。
第三，建立非常时期入境者等移动人口的追踪档案，及时发现密切接触者。一旦发生疫情，就可以追踪到相关人群，安排相应的检测，以及执行或建议相关的隔离措施。
第四，倡导个人的自我隔离，部分实行社会隔离政策，以及采取其他辅助性措施。这里的辅助性措施包括设置热线电话答疑解惑，为生活有困难的老人提供生活救助，以及为隔离者提供生活协助等。
2020年3月，美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台湾在抗击疫情上为世界树立了榜样”；《纽约时报》的调查报道则试图回答，“韩国是如何抑平新冠病毒曲线的？”；福克斯新闻网这样问，“日本为什么能避免新冠病毒疫情的大暴发？”这些报道都说明，到3月份为止，东亚地区的抗疫方案和经验已经引起了欧美主流社会的关注。
为什么东亚地区做得更好呢？一个直接原因是，在武汉的疫情风暴期，他们要比欧美国家更了解中国大陆正在发生什么。另一个直接原因是，亚洲四小龙与日本要么有过2003年SARS疫情的经验与记忆，要么最近有过处置重大疫情的经验。比如，韩国2015年就出现了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的疫情，该疫情导致186个确诊病例和36个死亡病例，隔离人群超过10000人。
当然，东亚地区的抗疫成效也跟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社会条件有关。这里最重要的三个社会条件是政府能力、社会自治能力和医疗能力。过去，东亚地区以“发展型政府”著称，这意味着东亚社会普遍拥有比较强的政府能力。当重大的公共危机到来时，这种政府能力显得尤为重要。与此同时，东亚社会的自治能力也很重要。这些地方普遍拥有比较发达的市民社会与自治性社会网络，公民素质较高，守法意识和规则意识较强，具有良好的自我保护意识，并且还具有邻里互助的社会传统。这就有利于在政府作为和公民作为之间搭建起一个良性的互动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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