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全球抗疫：我们在哪里？我们应该怎么办？(4)
专题 | 发布时间：2020-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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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然，医疗设施与医疗能力同样非常重要。以千人病床数量来衡量，日本、韩国的数据是全球最高水平，分别高达13.4张和11.5张，而欧洲最高的德国也仅为
当然，医疗设施与医疗能力同样非常重要。以千人病床数量来衡量，日本、韩国的数据是全球最高水平，分别高达13.4张和11.5张，而欧洲最高的德国也仅为8.3张；台湾地区的千人病床数量是5张左右，略低于法国，但显著高于美国、英国约3张的水平。
所以，此次东亚地区的出色表现，既有正确认知、及早准备和抗疫经验方面的原因，又离不开政府能力、社会自治能力和医疗能力这个“铁三角”。两者共同决定东亚地区能够把新冠肺炎疫情的感染率和死亡率都控制远低于欧洲国家的水平上。
有人可能会说，东亚地区的做法不过向中国大陆“抄作业”而已。是否真的如此呢？比较中国大陆方案和东亚地区方案，我们会发现，两者的基本逻辑是一致的，那就是：认识疫情的严重性，政府积极作为，尽早检测与锁定患者并进行救治，对疑似病例和接触人群采取隔离措施，同时倡导个人社会行为模式的改变。
即便如此，两种方案的差别仍然很大。中国大陆在疫情高峰期采用的是全封闭全隔离模式，属于抗击疫情的激进休克疗法，管理方式上起初对潜在病毒携带者和普通民众不加甄别地统一封闭隔离，较为粗放。而中国大陆以外的东亚地区从来没有实行过全封闭全隔离模式，而是尽可能维持经济社会的基本运转，同时通过检测和其他技术手段锁定患者和密切接触人群，并对其进行必要的检测、救治和隔离。所以，东亚地区的抗疫模式更接近于“精益管理”，他们试图通过快速检测和技术追踪及时甄别、锁定潜在患者与患者。这就做到了既能有效抗击疫情，又能实现对经济社会运转的负面影响最小化。
就具体管控措施而言，东亚地区的方案也具有较高的灵活性。当疫情变得更为严重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4月7日宣布东京、大阪等多地进入紧急状态。这意味着日本抗疫措施的进一步升级。
而对中国大陆来说，进入3月份以后，随着复产复工复学被提上议事日程，疫情高峰期的全封闭全隔离模式已经行不通，经济社会正常化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目标。这意味着中国必须要对抗击疫情的管控模式进行调整。那么，能够更精准地锁定潜在目标同时经济社会生活更具自由度的东亚地区方案，是否可以成为中国下一步的借鉴呢？
如果说疫情初期，东亚地区部分地向中国大陆“抄作业”，那么疫情进入中场以后，中国大陆是否可以放下身段，部分地向东亚地区“抄作业”呢？在管理学上，这完全不涉及所谓的“面子”问题，这种做法被普遍地称为“模仿最佳实践（best practices）”。
欧美国家的错误认知与政策转向
跟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相比，欧美发达国家在此次疫情中的表现确实让人大跌眼镜。目前美国确诊人数已经突破45万，西班牙、意大利、德国的确诊人数已全部超过11万，英国的确诊人数已超过6万，人口规模较小的比利时和瑞士的确诊人数都已超过2万。就死亡率数据来说，目前欧洲六国的死亡率已经突破9%。无论疫情是如何源起的，可以肯定的是，欧美发达国家过去两个月里上演了一场疫情防控的“大败局”。
如今，西方主流媒体纷纷指责欧美国家政治领导力的缺乏、官僚体系的反应迟缓，以及民主政体的制度掣肘和党派斗争妨碍了他们对疫情做出及时的应对。《华盛顿邮报》最近的长篇报道称，从白宫到美国疾控中心的政治失败，导致了美国错失了控制这一重大疫情的机会。
单就政治领导力而言，历史经验表明，当一个社会面临一场非常罕见的重大危机时，政治领导力往往都是非常稀缺的，因为很少有人时刻准备着要应付百年不遇的突发危机。而这种关键时刻一旦到来，就要求政治家做出快速反应，形成准确判断，克服重重阻力，采取果断行动。但实际上，只有极少数政治家能够做到这一点——无论在何种体制之下。
现在回头看，欧美发达国家应对疫情扩散的早期失误，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首先是政治家的认知问题，就是对新冠肺炎疫情严重性和跨国扩散可能性的估计不足。2020年2月，中国疫情已经非常严重。但当时我在美国观察到的现象是，英美主流新闻媒体普遍抱有一种“看客心理”：“这是他们（中国）的事情，不是我们（欧美）的事情。”考虑到多数欧美国家过去几十年里不像中国一样经历过SARS危机，大规模的传染性疫情主要出现在好莱坞大片中，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了。实际上，美国股市甚至还在2月中旬创出了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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