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的小镇时光(5)
专题 | 发布时间：2020-01-06
| 人气：
| #评论#
摘要：丁三的本名是林晓寒，1974 年出生于福建沿海的一个小乡村，他说他的家乡以儒家礼教和生存条件恶劣著称。他是个叛逆的孩子，熟读《史记》与陶渊明，
丁三的本名是林晓寒，1974 年出生于福建沿海的一个小乡村，他说他的家乡以“儒家礼教”和“生存条件恶劣”著称。他是个叛逆的孩子，熟读《史记》与陶渊明，最爱 Beyond 的那句歌词“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他没有上过大学，在福建省的图书馆阅读中国典籍与马克思政论文章进行自我教育。在 1990 年代初期，他像很多外省的文艺青年一样，在人民大学周围游荡，和人谈论政治，寻觅漂亮的姑娘。后来，他做了四年生意，取得过短暂成功并最终惨败，最终回到他最擅长的写作领域。我是通过他的第一本书《蓝衣社碎片》认识他的。这本描绘了一群试图拯救民族却最终变成特务组织的年轻人的光荣与悲剧的作品，像是他的个人情怀与雄心的流露。在很多时刻，他让我想起了胡宗南、戴笠的年轻时代，他们来自国家的边缘地区，却向往荣耀的中心，他们拥有才华与情怀，却缺乏顺畅的表达途径。
尽管，他度过少年岁月的福州与汾阳截然不同，但是他却对于时代潮流和个人命运的关系体会尤深。我们都相信，我们这一代人是在叠加与压缩式的体验中成长的，我们既匮乏，又丰富，在貌似多元的选择之下，是选择的单一化的程度在加剧。我们的父辈或许有着更险恶的物质与精神条件，但是意识形态给予了他们一种面对世界的稳定感。但是，自我们一出生，就是这些稳固消退与动摇的时刻，它真像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发出的感慨：“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像所有世代一样，我们这一代人由形形色色的人构成，但我们可能比之前的世代更被形形色色的思想所左右，前现代与后现代被轻易地被嫁接在一起，封建主义、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息息共存，新技术与古老习俗并不排斥……
我们是商人，是公务员，是写字楼里的白领，建筑工地上的木匠，田里的农民，流水线上的工人，街头小贩……但是我们分享了至少一种同样的感受——迷惘，似乎总是在一觉醒来，外部世界就改变了，我们总是难以构建一个明确的价值观。长期封闭后的中国，正又赶上了全球价值观的混乱，它们相互影响，共同作用到我们身上。
贾樟柯比我们这一代人中任何一位都更准确和勇敢地把握了这种情绪。在观看他的电影时，我总是忍不住想起斯泰因对海明威所说的那句话 ：“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在汾阳大排档里的小武的迷惘，与在巴黎酒馆里的海明威的迷惘，它们都是迷惘，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就像贾樟柯形容他成长的感受：“北京是放大的汾阳，而巴黎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北京。”岁月很容易令人忘却最初实验者的勇敢，如今我们习惯了青年导演用纪录片式的手法拍摄中国，但倘若没有《小武》的尝试，谁会真的想到我们司空见惯的广告牌林立的街头、荒凉的车站和我们身边沉闷的朋友，会成为电影的主题？那些无序和迷惘，也理应被忠实地表现出来。
五
“他总是想把剧本写成本溪的王家卫。”顾铮如今是中央戏剧学院的一名年轻教师，他这样谈起班里的一个学生，后者似乎不相信自己的生活。我是在一个下午，在中戏旁南锣鼓巷里的一家咖啡馆见到他，三十一岁的他看起来仍像个羞涩的少年，书卷气十足，喝加了冰的可乐。在北京电影院时，他是贾樟柯的同班同学，在最初的几部电影里，他一直是副导演。在那篇有着青春特有的动人的文章《让我们一起拍部电影吧》里，他回忆起“青年实验电影小组”成立的过程。
在一个星期三的夜晚，他和贾樟柯与王宏伟在观看了两部印象早已模糊的电影之后，感到异常的愤怒。这是积郁了很久的情绪，几年前他们还为陈凯歌的《黄土地》而心醉不已，但如今陈凯歌与张艺谋制造的异国风情与绚丽多姿已成为套路，主要的导演都加入了仿效的行列，其中充满了虚伪和矫情。借着几瓶啤酒，他们三个人在宿舍楼的防火梯上谈了一夜，情绪莫名地亢奋，他记得贾樟柯的谈话里多了很多山西腔，不停地在说：“不能让这帮人瞎搞了，咱得弄点儿实在的东西，得发言，得拍点实在的东西。”而王宏伟则干脆摔了一个啤酒瓶：“不管，就是要拍。”这个夜晚的冲动，后来成了中国文化史上难以忽略的一笔。
|
湖北拆迁废墟现户主尸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