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的小镇时光(2)
专题 | 发布时间：2020-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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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二 我对于贾樟柯所知甚少，大约是七年前，我在《天涯》杂志读到他的同学顾铮回忆他们的青年电影实验小组的文章，忘记了细节，却被其中弥漫的年轻
二
我对于贾樟柯所知甚少，大约是七年前，我在《天涯》杂志读到他的同学顾铮回忆他们的“青年电影实验小组”的文章，忘记了细节，却被其中弥漫的年轻人倔强的努力的情绪深深打动。在一位昔日同事的家里，我断断续续看了《站台》，我感受到其中的情绪，却没有得到期待的打动。 我猜这多少与我对所谓的新生代导演的排斥有关，在 1990 年代兴起的年轻电影导演中，他们的姿态感过分鲜明，他们借鉴了太多所谓的前卫元素，拍摄的主题则不是摇滚青年就是同性恋—他们总处于边缘，他们为了反叛而反叛，而不知道自己到底需要什么。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甚至不知道贾樟柯与这一潮流有什么区别。我成长在一个过分迷恋文字的传统里，对于镜头到底能表达什么充满着不信任。
这也与我的经历有关，我的童年从乡村到军队大院，那是两个各自封闭的世界。我的路径是书本上所描绘的知识分子式的，甚至是纯粹西方意义上的，读书、进入名校、一心要成为社会的金字塔顶端，每一个阶段的过渡都是过分平稳的，没有暂时的卡壳，也没有无所事事的游荡。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对于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中国正不可逆转地进入一个全球时代，我和纽约、伦敦、东京的青年都处于同一个起跑线，我们分享同样的人类文明，并将共同创造新的奇迹。那时，我很少受到身份认同所困，这反应在我的写作和谈话中，我毫无障碍地引用了埃德蒙·伯克或是伯特兰·罗素的字句，相信我在精神上正和他们是同代人。这给予了我知识上的庞杂结构，却也令我经常陷入一种无根基所带来的虚幻之中。我是在书本上成长起来的，所以每当脱离书本时，现实给我带来的总是困惑与不安。我了解罗素在 1922 年所描绘的中国人，但这与 2006 年的中国人有什么关系？我知道伯克所分析的法国大革命，这能帮助我看清今天中国社会的变化吗？
随着年龄日增，我对自己日渐不满，我经过了训练，掌握了技巧，却不知道该表达什么，什么是我写作的母题？即使我再熟练地谈论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的历史与思想，看起来，我也不过为他们增加了新的注脚。我渴望自己的独特声音，我想知道什么才是我内心的真正源泉，能够驱动我一直向前。
人的思想成长总是充斥着被打断，并以意外的方式重新组合。在我的头脑充满不安时，在奈保尔、林语堂之后，贾樟柯出人意料地闯了进来。出生在加勒比海上狭小的特立尼达的奈保尔，一生纠缠在他对于自己的祖国印度的辽阔与复杂的渴望之中，这种渴望又经常被现实的混乱与丑陋所震惊。而出生于福建传教士家庭的林语堂一直到二十多岁，才听说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他感到愤怒，因为自己“被骗去的民族遗产”，他记得自己“在童年已经知道约书亚的角声曾吹倒了耶利哥城”，却发现“任何洗衣工都比我更熟悉三国时代的男女英雄故事”之后，开始了对于中国的探索之旅。他们讲述的都是一个追寻的故事，最终发现，他们与国家甜蜜或紧张的关系，是他们的情感与创造力的源泉。
但是，我不能假装与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是多么亲近，我读了林语堂的大部分作品，并延伸阅读了钱穆，甚至前往了他的家乡无锡的七房桥，钱穆将之美化成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代表。或许林语堂和钱穆描绘的中国，都是真实的，但至少是在表面上看起来，它的确不再和我有那么清晰的关联。
对我这一代人来说，这个既生机勃勃又粗鄙不堪的中国，似乎才是真实的中国。但长期以来我对它采取了漠视态度，我不相信它因为长期挣扎在物质与思想的匮乏边缘，而会有什么特别的闪光，值得我去研究与沉思。在漫长的智力成熟期，我总是期望生活在另一个时代、另一个空间，那是 1960 年代的伯克利，1920 年代的巴黎，1914 年之前的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或者干脆是巴纳耶夫所回忆的那个“群星灿烂的年代”，那都是人类情感与智性的青春时代，年轻人通过音乐、绘画、小说、政治、诗歌、建筑甚至暴力探索一个新世界，他们拥有想象力和勃勃雄心。
总而言之，我生活在一个借来的时空里，认定那样的情感与智力生活，才是值得吸收与挥霍的。但借来的时空或许充满新鲜和振奋人心，却似乎注定像人造阳光一样，难以制造真正的光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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