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的小镇时光(4)
专题 | 发布时间：2020-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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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这种最初对于一个青年导演的好奇心，很快就拓展成为对一代人的兴趣。这一代人与我年龄相仿，却从属于不同的空间，他们不属于我熟悉的烟雾弥漫的咖
这种最初对于一个青年导演的好奇心，很快就拓展成为对一代人的兴趣。这一代人与我年龄相仿，却从属于不同的空间，他们不属于我熟悉的烟雾弥漫的咖啡馆、图书馆与互联网所构成的城市知识青年的世界，而是一种“混合了压抑和梦想”、“发展的冲动和失落的恐惧”的小镇经验。支持他们不断向前或者后退的力量，不是外省青年的野心，而是与生存现状的搏斗，他们要在不断变化的潮流中，确保自己的生存空间。
我记得在汾阳的奇特经历。这座小城总是被各种声音包围着，除去喇叭里的音乐声，还有卡车、小轿车、摩托车的发动机声，建筑工地的打桩声，它们入侵你的耳朵、头脑，让你无处可躲。与噪音相伴随的是永远无法消退的尘土。在关上了车窗的汽车里，闭了门的酒店房间里，废旧的电影院里，都躲避不了。人们在尘土里、噪音里呼吸、行走、交谈，相爱、迷惘……
《小武》在 1997 年冬天在汾阳的西关集贸市场开拍时，这座超过两千年历史的古城正进入它第一轮的拆城高潮。人们准备进入新时代，所有一切昔日的痕迹都在扫清。古城墙已被拆除，城市中的老建筑则被一点点铲平。此刻，汾阳的国有企业大多已经倒闭，人们拆除了旧世界，却不知道新世界在哪里。
▲山西省汾阳市，始建于春秋初期。
九年之后，汾阳仍在修建道路与新的楼房，但是在商业区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生气勃勃的新市镇，而是一个充满仿制品与过分喧闹的破落小镇，拥有和中国所有小镇千篇一律的形式。炼制焦炭已是城市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在过去的五年中，能源的紧缺给整个山西带来崭新的机会，煤炭的价格突然上涨好几倍，那是中国经济车轮高消耗能源的结果。“每一篮子拉出来的不是煤而是人民币，”一位本地人既感慨了财富的到来也感慨了污染的严重，“开车进去时你是欧洲人，出来时，你就是非洲人。”那些曾经不显眼的小城，突然涌现出大量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在过去的几年中，山西有点像是发现了金矿的 1850 年代的加利福尼亚。
像很多小城一样，汾阳总是被这种突然到来的潮流所裹挟，一些时候是幸运的，更多时候它则是迷惘的。
在汾州大酒店的广场上，我在等待安群雁的到来。像所有北方城市的大排档一样，空气被熟食的味道和流行歌曲占据着。安群雁是一个有着十四年婚龄的丈夫，十三岁孩子的父亲，建设银行汾阳市宏达储蓄所的所长，住一套一百零五平方米的房子，对于每个月两千元的收入还算满意。他的浅蓝色衬衫没有规矩地勒进皮带里，而是散落在外面，上面有一两点污迹，衬衫里面是一件白色 T 恤衫。他握手有力，笑容灿烂，像是多年未见的 邻家憨厚大哥。在《小武》中，他扮演一位药房老板。
他谈起来他们小时共同玩耍的经历。他们午后在电线杆下听《杨家将》的评书，他将此生唯一参演的电影称作“社会思考片”，因为他身边的人很长时间都不相信“这也是一部电影”，因为它看起来就和“每天的生活没什么两样”。这也是最初观看《小武》的人中大多数人的看法。“在那个时候，”贾樟柯后来对我说，“好像电影必须是演戏，一个县长早晨起床，喝橙汁、往面包上涂黄油。”
比起安群雁对于参与这部获奖无数的电影的兴奋，郝鸿健则显得冷静得近乎冷漠。他们两个都是贾樟柯整个少年时期的玩伴，在一起奔跑打闹的日子里，他们称自己是“三剑客”。郝鸿建黝黑、瘦弱，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症，他现在是一个派出所的指导员。在回忆他在其中扮演了一位本地暴发户的《小武》时，他出人意料地说“一点都不真实，《小武》是闹着玩的”，仿佛他毫不在意过往的经历。他坐了一会就离去了，他的孩子生病了。他和安群雁都是在贾樟柯考入电影学院的 1993 年结的婚，孩子都超过了十岁。
在整个山西的行程中，丁三都是我的同行者，我们在不知名的小巷里闲逛，那些破旧的砖墙、午后的静谧，是小城少见的诗意的角落与时刻，我们路过了电影院与发廊，这里的录像厅在二十年前一部接一部地播放着《英雄本色》、《喋血双雄》之类的武打电影，传出了从邓丽君到罗大佑的歌声，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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