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的小镇时光(3)
专题 | 发布时间：2020-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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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 像很多人一样，我是因为贾樟柯迅速获取的罕见声誉对他产生好奇。自 1997 年的《小武》以来，他的每一部电影似乎都获得了国际性的认可。他出生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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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很多人一样，我是因为贾樟柯迅速获取的罕见声誉对他产生好奇。自 1997 年的《小武》以来，他的每一部电影似乎都获得了国际性的认可。他出生于 1970 年，即使放在世界范围内，都是这一代人中最有成就的艺术家之一。
▲电影《小武》剧照
但更进一步的了解的欲望，却不是通过他的电影，而是来自他个人。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 2005 年初，我们被相互介绍给对方，却只是握了手，好像什么也没有说。第二次则是在上海，在酒店的柜台前，我们一起等待登记入住，他和我的同事小晏随意地聊天，诚恳而真实。再然后，我们邀请他为杂志写文章，他的语言比编辑们估计的要有魅力得多，他像一个作家在写作，却比大多数作家要诚实。在东四环的一间餐厅里，我还发现他拥有谈话的天赋。那天，他刚刚从重庆市的奉节县城归来，他的新电影《三峡好人》是在那里展开的。
“我们不要再说中国仍处于转型之中，我觉得转型已经完成。”我对于他的这一句记忆犹新，他谈到了刚刚的拍片经历，他看到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没有赶上拆迁分房子的末班车，住在桥洞下，就像家乡煤矿已被既得利益者垄断，它们似乎都预示着中国社会转型的结束，资源的分配已成定局。他谈到了一心想推销一切的少年，记得奉节人不是问“你做什么工作”，而是“你讨什么活路”，在为基本生活所困的奉节，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却展现出了一种令人赞叹的生命力。
他说对于中国迅速的变迁而言，他的“摄影机镜头记录得实在太慢了”。他回忆起十年的电影生涯，并按照它们所试图捕捉的时代情绪，而排列在一起。《站台》，它讲述从 1979 年到 1990 年代，一个县城里一群年轻人的生活。《小武》，它讲述在 1990 年代后期，社会变革波及基层社会之后，一个人面对身份重新定位时的一个矛盾。第三部是《任逍遥》，它讲的是一个依赖能源生存、却面临资源枯竭的城市的生存状态。到《世界》的时候，把摄像机对准了一个充满了复制的世界公园，它就像是今天的中国，它是一个由赝品构造的埃菲尔铁塔、金字塔、银座的世界，人们在其中行走、交谈与相恋……
尽管他说自己已没有昔日的因对于未来的憧憬而伴随的激情，但是他的谈话仍是如此富有魅力，他的语音平稳，节奏不缓慢也不急迫，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他从不放弃的个人角度，他总是在谈论他自己正在思考的、想象的，对于正在发生的历史的质疑，不管它是否拥有成熟的结论，或者是否拥有前后一致的逻辑，他真挚地表达出了自己的困惑。
没什么比他在思考上所展现出的真诚更动人的了。他充满热情地去探讨，在旧价值观迅速被颠覆和抽空，而新的元素则相互扭曲地拥挤进入时，人们头脑中与内心中既空洞又杂乱的状态到底是怎样的。这是另一个中国的故事，它不在北京、上海的五星级酒店里，不在新建的高楼大厦里、宽阔的公路上，也无关庞大的市场里令人惊讶的劳动力储备，而是人们在这个价值失衡的社会里的内心焦灼。
我被他的谈话深深触动了。我突然惊异地发现，尽管面对着人类历史上规模最为浩大的社会变革，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与艺术家却表现得无动于衷。我当然也是其中之一，尽管一心要生活在一个更波澜壮阔的年代，但是却对身边的深远变化视而不见：几亿人从乡村搬入城市；昨天还生动有力的思想到今天已变得僵化不堪；先前所有人都谈论政治，现在所有人都在谈论金钱；昨天人们还只是在电视上看到美国人、欧洲人这样生活，今天已身在东京、巴黎和纽约；一些人突然变得无比富有，而另一些人则沦为赤贫，财富在增加，不平等似乎增加得更快……生活在其中的中国人，是如何做出应对的？他们外表看起来千篇一律，内心却可能起伏跌宕。一个个个体的故事，或许没有一眼可知的英雄主义与诗意的场景，却以另一种方式传达了人的希望与尊严……
四
我找来贾樟柯的电影、关于他的文字记载，和与他相识的人交谈，甚至专门前往了他在镜头下拍摄了很多遍的汾阳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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