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此，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坚持我们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走我们自己的路。在中美关系上，我们按照我们的既定部署定调，保持我们的定力和主动权。 主持人：对，保持定力，保持清醒，保持主动权。 鲁传颖：我想，从年三十的两国元首的电话，然后到这次的高层战略对话，接下来（对话）应该相应地会全方位地展开。我们有四个对话机制，包括战略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与网络安全对话，以及人文对话。在这些领域，中美其实是避不开的。我想，如果是一个理性的政府，美国应该跟中国就这些存在的问题展开对话。 张维为：实际上，中美这两个大国的关系理论上是一个大家可以在竞争的地方竞争，在合作的地方合作（的关系）。但现在麻烦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涉及到我们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美国不停地踩我们的底线。那么我们其他领域的合作可能也会受到影响。 比如美国在台湾问题、南海问题这些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上拼命挑战我们的底线，成百上千次派侦察机过来，然后派官员访问台湾等，这就意味着一定会消极地影响其他领域的合作。 鲁传颖：对。我认为美方的这个自相矛盾的信号是很重要的。如果你要谈，你要尊重我的核心利益，如果你再来侵犯我的核心利益，那么在一些合作性的领域我们是没有办法开展对话的。 主持人：对。您刚说到了信号问题。可是，美国恰恰在它所谓的战略思维，包括固有的战术打法上，释放出来的信号一定是模糊的。 张维为：对。 主持人：但这种模糊何尝不是它自己的真实写照？好，我们来开放现场对话，哪边有朋友要提问可以先举手。好，来，欢迎这位。 Q1：各位老师好，主持人好。我叫黄英，是一名在校研究生。杨洁篪主任在会上说美国没有资格同中国这样讲话，中国人不吃这一套。许多网友说这样非常振奋人心，觉得很激动。所以我想请问一下张老师，您在外交部工作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这种令您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有没有这种惊心动魄的时刻？ 张维为：实际上是有一些的，因为外交是每天在第一线。我当时主要做翻译工作。比如有一次，我记得是1987年，我陪当时的副总理乔石去缅甸、尼泊尔、孟加拉访问。我们从缅甸飞到孟加拉达卡，我们的大使来接我们的时候就跟乔石说，刚刚发生一件事，就是印度准备出兵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是个小的岛国。它上面有两个民族，一个僧伽罗族，一个泰米尔族。这是英国殖民地遗留下来的问题。当时这个政府更多地代表着僧伽罗族，他们称泰米尔恐怖主义组织（猛虎组织），而这个猛虎组织是印度背后支持的。因为它就要被消灭了，所以印度准备派兵去。孟加拉就很紧张，因为印度在南亚是搞地区霸权主义的，认为自己是南亚老大。 乔石很果断，说今天晚上我们宴会的发言稿要作一些调整。一到酒店，发言稿就被拿出来加了一句话，就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孟加拉国政府和人民捍卫自己的国家主权”。当天晚上发言的时候，他把这句话念了一下，是我翻译的。他在这句上故意停了一下，效果非常好，下面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人家知道在关键时刻中国支持我。这是1987年，那个时候中国是多么地弱，那个时候周边的国家是这样看中国的。 还有一次就是，我当时进外交部的时候，刚刚中美关系发生了一场危机。里根代表的是美国比较右的共和党势力，他在竞选中反复地讲要跟台湾建交。上台之后，因为中国一直抗议，他说我不建交，但是准备派总统私人代表。 当时我们级别还没有到，但是可以看一些内部文件。当时邓小平就说了，如果这样做的话，明确地告诉美国人，中美关系可以退到（上世纪）70年代，甚至60年代。70年代是什么？就是互派联络处，不再是大使级的外交关系，降级，不是一般地降。60年代就是战争状态，越南战争。所以我们是有底线思维的，“不为五斗米折腰”是邓小平的原话。 这样的事情很多，我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实际上我们一直是有斗争精神的。过去因为不是互联网时代，不容易看到，现在是互联网、新媒体、融媒体时代，全在镁光灯下，因此现在可能更来劲一点。 主持人：对，就像我说的，其实中国外交官的能力、风采一如既往，只不过现在大家可能会了解得更多一点。张老师也经历了很多惊心动魄的历史环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