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国家安全战略”概念定义中，定义项中不恰当地加入一些限定词的情况还有很多，而且有的定义加上的限定词还非常之多，从而使定义的概念不再是“国家安全战略”，而成了“某种国家安全战略”，包括“好的国家安全战略”。例如，“国家安全战略是指：国家权力机构为了国家安全利益(其中包括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国家赖以生存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与机构的不受外力压迫而改变，以及人民的福扯、文化的传承与繁衍得以保障)，将可以动员的‘公共资源’（或称战略资源）在国家对外与国防政策中，按‘成本与效益’的理性原则做最佳配置的政策指导系统。”[10]这里且不说“政策指导系统”作为“国家安全战略”定义的“属概念”行不行、好不好，就如此之长的定义中所加的“国家权力机构”“国家对外与国防政策中”“按‘成本与效益’的理性原则”“做最佳配置”等限定词来看，其定义的就不是“国家安全战略”，而是“国家权力机构的国家安全战略”“对外国防安全战略”“好的国家安全战略”，更准确地来说，就是“国家权力机构的对外国防安全好战略”。问题是，第一，任何国家安全战略都是“国家权力机构”制定或推出的吗？“国家权力机构”是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的唯一主体吗？事实上并不一定。先秦时期的《商君书》虽然没有用“国家安全战略”这个名称，但就其内容来说，就是秦国的一部成文的国家安全战略。但是，这个对秦国国家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国家安全战略，并不是秦国国家权力机构制定的，而是商鞅及其后学的著作汇编。如果在“国家安全战略”概念中，把国家安全战略制定的主体限定为“国家权力机构”，那么也必然把某些人、某个团体、非政府组织等为某个国家制定的国家安全战略排除在外了。这必然会不同程度地缩小“国家安全战略”的外延。第二，用“对外与国防政策”限定“国家安全战略”，由此定义的就不是“国家安全战略”，而是“国家的对外国防战略”。第三，定义中“按成本与效益的理性原则”和“做最佳配置”这样的限定词，也必然大大缩小“国家安全战略”外延，从而把“国家安全战略”定义为“按‘成本与效益’的理性原则做最佳配置的国家安全战略”。事实上，并不是所有国家安全战略都是“按‘成本与效益’的理性原则”和“做最佳配置”，加上这样的限定词，必然导致“国家安全战略”概念外延的缩小，把“国家安全战略”定义成了一种“好的国家安全战略”。如果把这些限定词叠加起来，那么定义的就更不是“国家安全战略”，而是“国家权力机构的对外国防安全好战略”。 与此相似，如果把国家权力机关根据宪法和法律“宣布紧急状态”“宣布战争状态”之类情况，看作国家安全的特有属性，是国家安全的标志，那这就把“非紧急状态下的国家安全”“非战争状态下的国家安全”排除在“国家安全”概念之外了，其理解和定义的也就不是“国家安全”，而是比“国家安全”概念外延要小很多的“紧急状态下的国家安全”“战争状态下的国家安全”。事实上，处于紧急或战争状态下的不是“国家安全”，而是“国家不安全”。真正的“国家安全”，应该是没有紧急情况、没有战争威胁的平常状态。把紧急或战争状态下的情况说成是国家安全，亦即把国家安全定义为紧急或战争状态下的国家状态，这就把平常的国家安全排除在国家安全之外了，这显然在不合理地增加“国家安全”内涵的同时，极大地缩小了“国家安全”的外延。如果说把定义“是的”变成定义“好的”，是概念定义中不合理增加内涵而缩小外延的一种逻辑错误，那么把既包括平时也包括战时和紧急状态时的国家安全，定义为只包括战时和紧急状态时的国家安全（显著状态是国家不安全），从而把定义“是的”变成定义“坏的”，同样犯了不合理增加概念内涵而缩小了概念外延的逻辑错误。 因此，概念定义不宜在对象特有属性之外，再加上一些具有限定作用的语词，否则就会不同程度地缩小被定义概念的外延，结果定义的不是被定义概念，而是被定义概念下的外延较小的种概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