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永鲁
一、本土文化资源的符号价值与开发困境
本土文化承载着特定地理空间的历史记忆、集体情感和生活智慧。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在《文化的阶级建构》中完整地阐述了文化资本的基本概念，并提出了“文化资本”理论，为我们理解本土文化的价值提供了重要视角，即当地方文化被系统化地编码、传播和认同时，便能转化为可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力的符号资本。这种创造性转化可以使本土文化变成不断再诠释、再创造的活态资源，而不是静态资源。 本土文化因其独特性和真实性，在信息传播的背景下具有更强的识别度和吸引力。如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深挖客家、红色、古邑、非遗和吉他等特色文化，打造名人、名城、名果和名楼四大文化名片，通过名人效应将文化软实力转化为经济硬支撑。这表明，在数字时代，本土文化不仅是一种精神财富，更可以成为区域发展的战略资源。 本土文化资源的开发也面临着多重困境。符号化过度与语境缺失是地方文化传播的两大障碍。许多县域在推广本土文化时，倾向于将复杂的文化传统简化为几个易于识别的符号，如地方名人、标志性建筑、特色美食或传统服饰，却剥离了这些符号背后的历史脉络和社会意义。这种简化虽然便于传播，却可能导致文化内涵的空心化，要么被束之高阁，要么被肤浅利用。 另外还有传统与现代的认知差异。一方面，各级非遗传承人高龄化现象严重，传承链条脆弱，年轻一代对传统技艺的兴趣不足。另一方面，本土文化创新的争议和地域表达困境。还有县域文化产品在走向全国乃至全球市场时，常常面临理解障碍和接受难度，这就是所谓的“文化折扣”。 在数字化普及的今天，县域内部仍存在明显的技术使用能力差异。老年人、农村居民、低收入群体等可能在数字文化传播中被边缘化。同时，那些更适合视觉化呈现的文化形式，如舞蹈、工艺等更容易获得传播优势，而抽象的文化价值则难以有效传达。这种技术赋权的不均衡可能导致文化传承中的代际断裂和价值流失。 面对这些困境，我们需要用辩证的思维，在深入理解文化内核的基础上，找到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保护与开发之间的创造性平衡点。比如，浙江省庆元县融媒体中心的《庆元印记》栏目，没有停留在对非遗项目的简单报道上，而是深入基层走访古村落、老艺人，撷取鲜活素材，发掘感人故事，最终制作出总阅读量超千万的文化精品。 这种辩证的思维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对文化资源的系统性梳理，建立地方文化基因库；二是对文化叙事的创新性编排，如将廊桥迁建的历史转化为40年后的重逢的动人故事；三是对文化表达的时尚化包装，让古老技艺通过现代影像语言重获新生。这种角色转变要求融媒体团队具备文化研究的深度和创意表达的才华，推动县级媒体从新闻报道向文化生产的质的飞跃。《庆元印记》通过现代数字影像技术呈现古老的廊桥文化，虽然形式是新的，但传递的情感与价值却是真实的。这种精神的真实比形式的真实更具传播力和感染力。 因此，深入挖掘本土文化资源的价值潜力，需要直面开发过程中的结构性困境。首先，必须构建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治理框架。从制度经济学视角来看，这一治理框架的建立需要基于市场机制与政策调控的有机结合。其次，通过制度创新来协调各利益相关方的诉求与行为，包括政策支持体系的完善，文化保护与开发的动态平衡，建立分级分类的保护性开发机制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等。这一系统性问题的解决，最终还是依赖于政府、企业、社会与学术界的协同治理。
二、本土文化数字包装与数字传播创新
我们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数字化传播革命，这场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的方式。西班牙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曾预言，网络社会的崛起将重构人类社会的权力关系和文化版图。这一预言在今天已经成为现实，数字媒介不再仅仅是传播工具，而是形塑社会关系和文化认同的基础设施。在这一背景下，本土文化的传播逻辑发生了深刻变革：从单向灌输转向多维互动，从地域局限转向无界传播，从精英主导转向大众共创。这种变革既对传统县域文化传播模式构成挑战，也为县级融媒体中心的转型发展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