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数字技术重构传播生态的今天，县级融媒体正从传统的信息传递者转型为文化价值的设计者和意义生产的组织者。这一转型不仅涉及技术工具的更新，更是传播理念与生产逻辑的根本变革。美国著名媒介学者亨利•詹金斯提出的“融合文化”理论指出，数字时代的文化传播不再是专业机构单向输出的过程，而是媒体与用户共同参与的意义创造实践。县级融媒体要成为本土文化品牌的有效包装者，必须深入理解并运用这一新的传播逻辑。 内容生产的叙事重构是本土文化数字包装的核心环节。县级融媒体作为基层文化传播的中枢，那些成功转型的县级融媒体中心普遍具备一个共同特征，将本土文化资源的数字化传播作为核心战略，通过移动优先、视频主导、服务延伸等策略，实现了从传统媒体向现代融媒体的跨越式发展。他们的成功经验表明，在数字时代县级融媒体不仅能够生存，还可以成为本土文化创新的引擎和区域发展的推手。 技术赋能的文化包装让古老传统容貌焕发新生。浙江省泰顺县开发VR虚拟导览系统，游客可在线“云游”廊桥与古村落；通过扫描二维码即可观看木偶戏表演的幕后故事；景点公园利用AR技术展现游船秀，结合虚拟孔明灯祈福活动，让传说中的场景和历史人物跨越千年与游客对话。这些实践以艺术设计提升审美价值，以科技手段增强互动性，实现了文化可感知、体验可留存的传播效果。其他的县级融媒体中心也可以借鉴这种沉浸式传播模式，将静态的文化遗产转化为动态的参与体验。北宋哲学家周敦颐的《爱莲说》中有名句，“香远益清，亭亭浄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而如今我们破解传统文化就要突破“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传播困境。 贵州省榕江县通过培育1.28万名“村寨代言人”，让手机成为“新农具”，直播成为“新农活”，数据成为“新农资”，成功将乡土文化转化为数字经济的新动能。这种数字田园模式证明，即使在基础设施相对薄弱的地区，只要善用数字技术，同样可以实现文化传播的弯道超车。 平台矩阵的生态构建是扩大文化影响力的关键。县级融媒体正在成为本地多方主体对话协商的平台枢纽。湖南省123个县级融媒体中心通过省级技术平台“新湖南云”赋能，构建了包括“端网微台”等多形态终端的传播矩阵，部分地区APP日活率已超过县域常住人口的25%。浙江县级融媒体中心以媒体平台为支点，嵌入本地经济网络，形成融媒发展的经济支柱。长兴融媒培养“数智”团队，融合打通“基层治理四平台”，开设“我爆料”“随手拍”等民情通达模块，汇聚网上民情民意，从源头上预防化解矛盾。瑞安市融媒体中心下设的文创运营团队开设电商文创园，为省内外多地政府提供了文创产业规划及落地指导服务。 参与式生产的创意激活释放了大众的文化创造力。浙江嵊州市融媒体中心秉持和用户一起做平台的理念，在客户端开放PUGC（专业用户生成内容）、UGC（用户生成内容）的供稿渠道，社区内已运营多个月均发帖、进驻用户数双双过万的成型模块。广东肇庆市发起文明随手拍，倡议“人人都是监督员”，鼓励市民群众以主人翁态度积极参与城市文明建设，发现并解决城市管理、公共服务、社会文明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这些实践印证了法国文化学者米歇尔•德塞杜的观点：当代文化消费本质上是一种“文本盗猎”行为，用户不再满足于被动接受，而是渴望参与意义生产。县级融媒体应当积极搭建共创数字平台，将文化传播从机构行为转变为社会实践。 县融媒体中心从单一内容到生态构建的产品矩阵应当遵循“核心IP+衍生内容+互动服务”的逻辑创新。湖南省湘西州的非遗传播则形成了线上+线下的立体生态。线上有数字博物馆、直播带货、短视频；线下有沉浸式演艺、非遗工坊、主题民宿。这种生态化发展需要县级融媒体突破传统的内容生产边界，向本土文化产业链上下游延伸，成为连接文化生产、传播、消费、再生产的枢纽节点。 数据驱动的精准传播提升了文化内容的到达率。山东梁山县融媒体中心针对不同群体构建分众传播矩阵，为新闻广播听众保留传统渠道；为青年群体开发“沿着黄河去宣讲”网络直播；为学生开设“高考升学规划公益讲座”。这种精细化运营策略，能够有效提升文化传播的精准度和有效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