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人事任命也能看出中国坚持开放的方向。 上海是中国经济的龙头，更是中国最国际化的都市，中国开放的最前沿。上海市委书记，从来都是一个异常重要的位置。 最近新上任的上海市委书记，清华本硕，在帝国理工取得博士学位，在英国学习工作长达10年。既是学霸，专家学者，又有长期的海外经历和国际视野。应该是上海人民最喜欢的那种领导类型吧。 至于疫情防控，无论上周各个版本小作文的真假如何。从过去几天各地政策的调整方向来看，更加精准，减少伤害经济和民生的趋势已然非常清晰，事情至少是在朝着环比改善的方向在运动。更长期来看，基于国内一贯务实的行政作风，我并不担心政府做不出对大多数人民而言正确的选择。 第三，担心产业政策调整和共同富裕打击企业家精神 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1万美元，正面临是否可以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 很多学者研究过中等收入陷阱的课题，我自己也做过不少的研究和思考。归纳起来，一个国家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有几个关键点： 1，储蓄率和外债 低储蓄率的国家往往高外债，在每一轮美元加息周期中，经济往往会因资本外逃而被严重打击。高储蓄低外债的国家，则比较安全。 2，教育和人才 重视教育，人力资本积累强的国家，容易实现产业升级，进入更高的产业链，转移低端产业，实现人均GDP的上台阶。 国民教育水平总体偏弱的国家，则做不到这一点。 3，既得利益集团对资源的掌握力和贫富差距 如果既得利益集团能较多的影响政府决策，就会垄断资源，抬高创业壁垒，阻碍其它经济主体和产业的发展。加剧社会的贫富分化，消磨社会的创新意识和进取精神。 以中国的实际情况看，中国高储蓄低外债，重视教育享有工程师红利，1和2都并不是问题。第3点，则曾经切实地一度成为现实威胁。 无论地产，金融还是互联网，都是曾经的既得利益者集团。一度，吸纳了社会大部分的资金，人才，资源。使得其它行业，尤其制造业的发展空间，受到明显的挤压。 我的个人理解，共同富裕的经济政策，可能不仅仅是基于社会主义价值观，需要对财富进行再分配，需要社会和谐。也很有可能是为了中国经济能再上台阶，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所必须要做的制度改革。 地产公司的大批倒下，互联网企业的收缩，固然给经济带来了阶段性的压力。但也让出了资源（无论人才还是资金）给了制造业更好的生存环境。 据说，比亚迪今年一年招聘的清华北大学生数量，是历史所有存量的总和。 如果我们看制造业新增中长期贷款的变化，会发现，自从本轮严格调控地产，银行对制造业贷款的偏好大幅上升，制造业贷款增量一下子跳起来一个台阶。
相应的，我们的制造业投资也摆脱了过去10年的下降周期，回到10%以上的增速。今年地产投资下行，消费增长乏力的环境下，制造业投资是国内需求最大的亮点。
相应的，我们的制造业升级加速，竞争力增强，这才有了最前面讨论的，中国贸易顺差持续新高。 所以，本轮产业政策调整，造成的并不都是经济的向下压力，而是结构性变化。虽然地产衰退，但新能源和高端制造上台阶，虽然互联网和地产企业市值下降了几万亿，但是高端制造企业的市值也上升了几万亿，这些企业，大多也都是民企。 我们简单统计A股民营制造业企业，上市4年以上的企业的市值的前30家。今年3季度末，A股指数点位与2018年底差别并不大，但这30家企业，市值都显著增长。30家企业市值合计增长了4.47万亿，4年时间，增幅接近300%。企业平均来看，家均增幅大于1000亿。 短短4年时间，如此巨大的身家增值，难道不是对制造业企业家精神最好的激励？对实业兴国最切实的鼓励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