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贾建军记得，敲定范围的四至时，有人提出可能有矿藏的地方能不能不划进去，被当场回绝。 这个范围最终得到采纳。“你划，我所有的保护措施在你这个框架里发生作用，原来是这个思路，对我们立法机构来说比较轻松。现在责任就在我们这儿了。”但贾建军觉得，“需要有一定担当”。“既然立法了，这个法就应该管用。” 专家和课题组坚持的另一点是，把“进行危害佛光寺文化景观安全或者破坏景观、地形、地貌的建设活动”列为禁止行为的第一项，因为这“对景观的破坏最为剧烈”。几轮讨论下来，原有的7项禁止行为增加到12项。贾建军说：“可以想到的几乎都有了。” 最终出台的《条例》共6章32条，明确佛光寺文化景观的保护范围为四周山脊线围合区域。保护对象分为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六大类，包括自然山水、空间格局和景观视域、文化线路和历史聚落、文物古迹、文化艺术遗存、精神文化。管理主体是忻州市人民政府和五台县人民政府。 王军反复强调：“保护范围内不是不能建设，但要严格管控，其实就三个字，看不见。” 就在《条例》起草期间，《山西省五台山文化景观保护条例》发布，成为又一个专门出台文化景观保护法规的文化景观类世界遗产地。 “从全国来看，为一个国保单位的文化景观单独立法，佛光寺这是第一次。”王军说，“整体都可以管住了。” “任何其他的文化所没有的” 在为《条例》提供学理依据后，《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研究》还在打磨。执笔者希望再回答一个问题：支撑文化景观的，是什么样的中国建筑环境思想。 “文化景观跟古代中国的规划设计思想相关。我们大到一个城市小到一个村子，再小到一个建筑群都带有一以贯之的整体规划思想。”故宫博物院古建筑文化研究所所长王南说。 1992年，在美国圣菲召开的第16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文化景观被正式认定为世界遗产类型，代表了一种“自然与人类的共同作品”。 这是《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公布20年后，在文化和自然两个大类之外又一次增加新类型。在此之前，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世界遗产一个显见的缺口——文化和自然是分离的。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国际风景园林师联合会文化景观科学委员会副主席韩锋曾撰文说，《公约》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西方，自然和文化分离体现了其时代和文化的局限性。早期世界遗产中，文化遗产聚焦历史的、遗址的、古迹的，自然遗产则偏爱宏大的、纯净且无人的地域。她将文化景观的出现，视为“架构自然与文化的价值认知革命”。 世界走到20世纪末，开始重新理解中国古人一直生活其中的营造方式。2003年世界遗产中心报告《世界遗产文化景观1992—2002》写道：“我们今天认识到的文化景观，尤其特指由中国人在纪元初开创的对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表述。” 1996年，庐山国家公园作为文化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截至2024年，中国已有五台山、杭州西湖等6项文化景观类世界遗产。 就在庐山入选的前一年，丁垚考进天津大学建筑学系，古建筑学家王其亨在课堂上讲到“风水”，他告诉学生，这不是迷信，而是中国的景观建筑学，是古人的智慧。 在王其亨等人的价值阐释下，一批明清皇家陵寝成功申遗。“好多房子都不存了，没了，依然有价值。价值就在那个整体的山水格局。”丁垚说。 “‘文化景观’这个词是外来的，叫Cultural Landscape。但中国所说的文化景观是对文化的一种认同，不是简单的‘风景’。”丁垚解释。 朱熹曾说到古都的选址：“冀都是正天地中间，好个风水。山脉从云中发来……前面一条黄河环绕，右畔是华山耸立，为虎。自华来至中，为嵩山，是为前案。遂过去为泰山，耸于左，是为龙。淮南诸山是第二重案。江南诸山及五岭，又为第三四重案。” “这多大尺度？大到整个中国去了。”丁垚认为，不只是佛光寺，几乎所有中国的古遗址、古建筑都是人类自觉地与自然共生的作品，都蕴含着文化景观。 在与不同国家文化景观比较之后，《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研究》写到中国的独特性，一种远为丰富的内涵——相土尝水、总体营造、整体控制、妙造成景、境从意出，那是“人工建设与自然环境整体生成的承载天人合一、观象授时等独具东方文明时空体系的历史文化遗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