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是我的牡蛎，我将以利剑开启。” ——莎士比亚《温莎的风流女人们》 大学时，我第一次读到这句话。 剧中的法斯塔夫认为，世界蕴藏的机遇，如同牡蛎中的珍珠一样，只要你足够锋利，就能撬出属于自己的珍珠。 那时我以为，它讲的是野心、进取和胜利。 很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 真正困难的，从来不是撬开世界，而是你是否愿意在一次次失望之后，仍然握着那把剑。 我是一名独立撰稿人，今年是我离开新华社的第十年。十年间，传播环境天翻地覆。 很多人认为，撰稿人的终局无非就是自媒体，接着是广告和变现，但其实放眼当下，终局可以有更多种形式。 在此之前，我在国内最大的官媒，做了七年人物记者。 那时的我，站在“世界最安全的位置”上观望世界：两会现场、基层改革、商业人物、娱乐圈、平头百姓…… 我见过权力的中心，也坐过偏远村庄的土炕； 我写过“时代的面孔”，也记录过默默无闻的一生。 不夸张地说，这可能是我最梦寐以求的职业——对话这时代最闪耀的头脑。而那七年，也几乎塑造了我对“好记者”的全部理解： 敏锐但克制、思路清晰但有同理心； 能进入他人的人生，却不越界； 能理解复杂，却不轻易下判断。 彼时，世界的变化如永动机，互联网的热浪一头盖过一头。 2016 年，我离开媒体，进入互联网公司。 不是因为对职业有明确规划，而是隐约感觉到—— 如果我继续留在原地，我会慢慢失去对现实的触感。 我开始做 PR、做内容体系、做品牌叙事。 用写作去服务产品、增长和商业叙事。 在短视频和直播最疯狂的 2018 年，我进入头部直播行业。 那一年，我的笔下写出了现象级传播《学猫叫》的小潘潘， 也记录了尚未成为“顶流”的摩登兄弟刘宇宁和与他双向奔赴的直播生态。 我见证了一个新行业从野蛮生长到被资本审视的全过程， 看过无数普通人因为一次流量改变命运， 也目睹过更多人被浪潮吞没。 那是一段让我至今想起仍然心跳加速的经历，我站在时代洪流的中心，看神话如何诞生，又如何被遗忘。 如果故事停在这里，它会是一个“转型成功”的范本。 但现实的剧本永远都会节外生枝。 35 岁那年，我被裁员了。命运的眷顾感离我远去。 之后的数个月，在一片“互联网不欢迎中年人”的声讨声中，我的诸多面试都在“35岁”这条斩杀线下被击退。 那是一种比失业更残酷的感受： 你开始怀疑，自己过去十几年的积累，到底算不算数。 我停下来，很久。 后来，一些平台开始重新找我约稿。 我回到了最原始的状态——采访、倾听、写作。 三个月内，我采访了数十位抑郁症患者， 累计交流上千小时， 最终联合“抑郁研究所”出版了《在抑郁这件事上，你并不孤独》。 我写疫情中的在良心和利益间挣扎的口罩厂商； 写走遍中国冰川、最终葬身冰川的小镇青年； 写因短视频重新获得生活尊严的边疆女性； 写赚到第一个一千万的 00 后主播， 这些故事被收录进《快手人类学》。 我也为许多微小企业家写传记、写企业史， 帮他们把混乱的经历，一点点整理成能被理解的故事。 但即便如此，我依然时常陷入生存焦虑。 2023 年，是最难的一年。 项目取消、编辑离职、稿约断崖式下跌。 我试着写小说，却遇到剽窃故事的编辑，把未来吹得天花乱坠，最后推进不下去了骂我写的是什么玩意。 有一段时间，我在朋友圈卖小手串，偶尔也接星盘咨询。 有人说我“没品味了”。 我心里想的是： 如果体面需要以挨饿为代价，那它并不高尚。 写作从来不是鲜衣怒马。 所谓才华，也不过是长期基本功的自然溢出。 但我开始反复问自己： 如果写作不能保证体面的生活，它还值不值得？ 我想起很多年前，在山西的一次采访。 在山西，很多殓尸人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会在晚上就着月光在河边清理刚运过来的矿难尸体。 那些死去的矿工，在殓尸人的清洗和缝合之后，长眠于黑暗的地下。 如果我不写作，我压根无法理解，这些离死亡最近的人，都充满了关于生的温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