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外出务工是很多农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农民工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是实施就业优先政策的重点人群之一。可以说，稳定农民工就业、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直接关系到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和民生改善。
当前，国内疫情多点散发、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困难行业企业增多，不少城市的用工量明显下降，加上东部沿海等发达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梯度转移步伐加快，对技术含量偏低的普通工种需求减少，这些都给农民工就业带来严重冲击。在这样的形势下，促进农民就近就地就业，是保证广大农民工稳岗位、稳增收的有力支撑，其根本途径就是充分发挥县域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上的重要作用，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以产聚人、以人促产、产城人互利。
长期以来，我国许多县域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资源和要素粗放投入，产业规模不大，工农衔接不畅，质量效益不高，吸纳就业能力不足，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就业承载空间有限。除少数发达地区外，大多数县域经济基础薄弱，产业体系不够健全，企业规模不大，新业态新模式和灵活就业渠道发展相对滞后，能提供的工作岗位非常有限，难以同时满足不断扩大的新增劳动力和返乡农民工的就业需求。二是薪资待遇水平较低。多数县域都缺乏支柱产业、特色产业，以初级产品加工等低端产业为主，技术水平落后、竞争力较弱、附加值不高，经济效益低下必然导致从业人员工资较低，对就业的吸引力不足。三是就业服务体系落后。一些县域的基层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设还不完善，人员和经费短缺，专业化、信息化水平有待增强，对返乡农民工需要的政策宣传、信息推介、就业指导、技能培训等服务不到位，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难题亟待破解。四是大龄农民工困难更多。老一代农民工文化水平偏低、劳动技能单一，大多集中在建筑、制造等传统行业从事重体力劳动，很多因身体受到损伤难以为继，加之现在部分行业开始对大龄农民工进行清退，他们返乡后，不论是找工作还是养老保障都面临很大压力。
我认为，应把发展县域经济与新型城镇化建设、乡村振兴等重大战略有机结合起来，综合施策、统筹推进，补齐产业发展短板和农民自身不足，激发县域内生发展动力，为农民创造更多更好的就地就近就业机会。
为此，建议：一是大力发展强县富民产业。赋予县级更多资源整合使用自主权，坚持因地制宜，优化各类园区的产业布局，加强对承接转移产业和招商引资企业的甄选，将集约、高效、绿色作为县域经济转型发展方向，着力培育一批区域经济引领作用突出的重点企业，以及行业竞争力较强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并带动劳动密集型产业提质增效，有效扩充县域吸纳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容量。
二是积极促进三产融合发展。依托特色农业和生态环境资源优势，发挥农民特别是大龄农民在农业生产领域的特长，一方面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和仓储保鲜冷链物流，打造“从农田到餐桌”的农业全产业链；另一方面拓展农业多种功能、发掘乡村多元价值，大力发展休闲旅游、健康养生和农村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把产业价值留在县域，把就业和致富机遇留在农村、留给农民。
三是不断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密切关注农民工群体就业动态，健全区域对接、县乡对接、政企对接机制，打造求职用工“一网通”平台，让各方精准掌握信息和意愿，有针对性地做好就业服务。聚焦新职业、新工种和紧缺岗位，加大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力度，组织开展订单式培训和新型学徒式培训，推动“校政企合作”模式向农村延伸，提升农民工素质与市场需求的契合度。
四是切实支持返乡创业发展。认真落实担保贷款、贴息补助等各类创业扶持政策，引导有资金积累、技术专长和市场信息的农民工返乡创业、抱团发展，同时鼓励本地乡土人才、能工巧匠就地创业创收。新建、改造一批功能完善、环境优良的创业园区和创业孵化基地，实行创业服务“一站式”办理，确保进园创办企业可以“拎包入住”，更好地以创业带动就业。
五是着力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深入践行“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统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以县域为突破口加快推进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推动在县域就业的农民工就地市民化，保障他们均等享有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权利。增加县域社会事业投入，改善生活品质，增进民生福祉，让农民工能够安心在县域工作，满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