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进一步分析：“公益慈善是第三次分配的主要实现形式，但是现在民间慈善的愿望和能力并没有得到充分释放，慈善领域也受到一些限制。建议在慈善事业的领导体制，包括准入和鼓励的政策、监管和自律等制度层面，进行优化和调整。” 市场“看不见的手”，出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指的是市场机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政府“看得见的手”，出自英国另一位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指的是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而推动实现共同富裕，需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地结合。 厉克奥博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政府与市场要同向发力，这也能用到建设高效的共同富裕体制机制方面。 他的依据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共同富裕这一课题上，该原则同样适用。 “具体来说，政府应该引领共同富裕的基本方向，特别是在市场机制、税收制度、劳动用工等领域，可以通过立法等方式来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同时政府也要通过出台系列政策，来激励市场主体在共同富裕方面积极出策出力，调动市场的自发活力。”厉克奥博说。 此外，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地理特征各异，市场基础、法治环境、人力资源的发展不平衡，因此，他建议政府可以通过试点的办法，突破现有体制机制约束。 “中央批准浙江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就是一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探索，通过实践丰富共同富裕思想内涵，及时形成经验，向全社会复制推广，为其他地区的共同富裕之路找准方向、增添信心、做出示范。”厉克奥博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