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但2017年以后，增速分布情况转变为“中间低两端高”。2017—2019年，中等收入群体（中间60%）收入平均增速6.3%，大幅低于低收入群体的9.3%、高收入群体的7.9%和全国的7.1%。 在任泽平看来，低收入户收入改善主要得益于中国扶贫政策的引导，但高收入户与中间群体差距扩大仍是需要警惕的信号。 这就不难理解中央定调共同富裕，为何强调要“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 会议原文是这样说的：要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什么标准的收入水平算是高收入？多年前广泛提及的年收入12万元以上是否是高收入？ 追根溯源，2006年，国家税务总局印发的《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办法》，要求高收入者自行申报纳税，标准之一是个人年收入12万元以上。此后，12万元是否是高收入的标准，多年来一直饱受争议。 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相当部分人年收入都已经超过了这个数值，12万元是否还是高收入的标准，值得商榷。 “2006年标准太旧了，应逐年随收入水平上涨相应调整。12万元肯定不能算高收入了，只能算中等收入水平。目前看，如果一个家庭年收入达到100万元以上，可以算得上是高收入。”苏海南说。 到底多少钱算高收入？2019年，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曾表示，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最具成长性的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是，以中国典型的三口之家的年收入在10万元至50万元之间。 言外之意，年收入50万元以上，可以认定为高收入家庭。 也有不同看法，杨宜勇认为，高收入是相对的，一般说来超过当地平均收入3倍的人就算是高收入。 除了“高收入”这一概念，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还提及“过高收入”一词，提出“合理调节过高收入”。截至目前，学界及官方尚未对“过高收入”标准有界定，但在经济领域，一些相似的概念或可提供参考。 招商银行联合贝恩公司发布的《202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可投资资产在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中国高净值人群数量达262万人；预计到2021年底，中国高净值人群数量将接近300万，而这部分人掌握的可投资资产总规模接近84万元亿人民币。 而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21世贸港珠澳口岸城——胡润全球富豪榜》显示，中国拥有10亿美元的企业家达到1058位，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拥有1000位已知10亿美元企业家的国家。 1000万元和10亿美元，哪一个会是“过高收入”的界限？ 税制改革依然是首位 在促进共同富裕的背景下，对高收入调节的手段和措施备受关注。基于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和矛盾，探索税收制度改革被视为消除共同富裕障碍的突破口。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指出，要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税制改革被放到首位，可见其重要性。 苏海南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调节高收入群体，首先就是税收。“对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一定是应征尽征，要征收到位；财产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应该进一步优化调整，不能只按固定的20%税率征收；还要适时开征房地产税、遗产税、赠与税等。” 他同时提醒：“调节高收入群体收入，也要拿捏好‘度’，不要给人有‘割韭菜’的感觉。” 关于房地产税，目前已在上海、重庆等地进行试点，开征只是时间问题。财政部部长刘昆在“十四五”规划辅导读本中发表的《建立现代财税体制》一文中提出，按照“立法先行、充分授权、分步推进”原则，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 关于遗产税和赠与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席宋晓梧认为，目前我国具备了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的条件，建议“十四五”期间研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这有利于提高全社会的消费水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