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权力与金钱结成的“同盟”越发牢固，张美文的“胃口”也越来越大，授意唐某通过帮其炒股的方式将受贿款“洗白”。唐某对于这样的要求也心领神会，不仅以他人名义为其开设一股票账户，还将代为保管的400万元及其它贿赂款打入其中，共计1200万元供其投资。对于如此巨额款项，张美文知道后也并没有说什么。 面对唐某如此精心策划地“围猎”，海南省纪委监委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多方提取有关证据，依法进行谈话突破，在充分掌握唐某涉嫌行贿犯罪证据的基础上，于今年7月20日指定陵水县监委对其立案管辖，同日进行了立案并批准采取留置措施。 在破除“围猎”者和被“围猎”者攻守同盟时，各地纪委监委贯彻“宽严相济”政策，实事求是对待行贿问题，审慎运用查封、冻结等措施。 比如浙江省杭州市纪委监委在查处此类案件时，强调“三个效果”注重综合施策。如查办的杭州临安某公司法人代表何某行贿案，鉴于其配合调查态度积极、主动退缴不当得利的意愿比较明确，在采取措施过程中，既对其有所制约、又维持了其通过企业经营筹措款项的能力。如对其公司的挖掘机，仅扣押产权证明文件，未扣押实物。何某在解除冻结当日，就主动全额退缴不当得利5531万余元。 探索推行行贿人“黑名单”制度，提高腐败治理效能 受贿与行贿都是毒瘤。在全面从严治党不断迈向纵深的背景下，国家对行贿罪的处罚越来越重视。 监察法在第二十二条中规定，对涉嫌行贿犯罪或者共同职务犯罪的涉案人员，监察机关可以依照前款规定采取留置措施。《刑法修正案（九）》通过增设罚金刑、严格从宽处罚情节的适用条件等，加大对行贿罪的处罚力度。 在不断完善法律制度的同时，各地纪委监委依规依纪依法探索推行行贿人“黑名单”制度，不断提高治理腐败效能。 云南省纪委监委坚持“查受贿带行贿、查行贿带受贿”，在对受贿案件进行审理处置时，连同行贿人一并提出处理意见，综合运用留置、纪律处分、谈话函询、教育约谈等多种措施强化对行贿人的处理；陕西省在省级层面建立行贿人数据库，将“围猎”领导干部、存在行贿行为的企业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实行动态台账管理。 海南省纪委监委在原检察机关行受贿人员数据库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纪委监委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监督以及反腐败组织协调职能优势，对人员姓名、身份证号码等关键字段进行分类梳理、补录补正，方便办案室组字段查询，提高查询效率。积极协调全省各级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采集2008年以来全省所有贿赂犯罪案件的判决书、起诉书、抗诉书、终结报告等法律文书共计四千余份，涉及行贿人员近万人次，大大丰富了行受贿人员信息库的数据信息，为建立行贿人“黑名单”信息查询系统提供了基础保障。 “监察体制改革以来，海南省纪委监委以科技手段拓宽审查调查信息来源渠道，持续加大对行贿人员打击力度，坚决让‘围猎’者无处遁形、寸步难行。”海南省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2018年以来，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查处涉嫌行贿人员322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73人，有力支撑“受贿行贿一起查”的部署要求落地见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