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送托的理由更充分，包括“没钱”“不放心”“太小了”“合乎规范的机构太少了”等等。 早在2016年，原国家卫计委就进行了全国十座城市的托育需求抽样调查，结果显示，1/3的受访者有社会托育服务需求。2017年，中国人民大学又与国务院妇儿工委在天津、黑龙江、山东、四川调查托育需求，48%的受访者有送托需求。 通过几项不同主体在不同时期的抽样调查来看，我国目前的送托需求基本维持在1/3的水平。 然而，2016-2017年间，国家相关部门的一项调查显示，当时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有5000万，实际入托率仅有4.1%。 上个月，记者在2021第九届亚洲幼教年会暨托育幼教博览会（下称“苏州托育年会”）上了解到，实际入托情况还存在东西部差异，西部地区重点城市的入托率估计只有1-2%的水平。 需求和实际脱节的原因很多。说到底，一方面是市场对托育服务的认知，任重道远；另一方面是托育机构照护服务的质量提升，更是道阻且长。 良序发展：先搭好“水电煤”
国家在规划、在推动，民众也有一定的期待与需求，但不可否认，目前托育行业还处于“水电煤”都没搭建好的阶段。 首当其冲是人才问题。还记得在苏州托育年会的一场论坛中，一位演讲者提问：各位园长，你们的老师好招聘吗？台下所座，尽数摇头，“不好招！”大部分人异口同声地回应。 有托育机构创始人告诉记者，“这个行业，招生远没有招老师、培训老师难。” 难在人才紧缺。虽然国务院在《意见》中提到，由教育部门负责各类婴幼儿照护服务人才培养。但据记者了解，开设婴幼儿照护相关专业的高职院校屈指可数。整个行业的人才来源，主要由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早教机构培训老师、以及希望重返职场的妇女构成。 也难在流失严重。由于托育行业从业者的整体薪资水平不高，职业认可度、荣誉感也不高，专业教师跳槽频繁，难以满足市场需求。 还难在素质参差不齐。记者从地方监管机构了解到，托育队伍缺乏准入资质，缺岗缺人现象时有发生。 素质参差不齐，直接导致了托育机构的乱象。有行业咨询机构给出数据，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原本有4万多家托育服务机构，2020年疫情之后，有1万多关门停业。 在这个行业里，记者听得最多的是“情怀”。有多个托育机构的从业者提到，教育理念、企业文化，甚至是创始人的情怀是支持机构长期发展非常重要的部分，“我们要坚持下去”。 场地是另一个棘手的问题。从《意见》开始，国务院、省、市、区等各级文件均提到将场地设施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优先予以保障，提供政策支持体系。 但记者调查了解到的现实情况，不一而足： 老城区缺乏提前规划托育服务设施的空间，导致托育机构选址时难与餐饮、商超等底商完全分隔； 嵌入小区式、家庭邻里式这类园区，其场地存在“住改商”的尴尬； 规模化、品牌化、连锁化的托育机构往往选择租用成熟的商业空间，场地成本被推高，“低于市场价格租得场地”的指导意见也就停留在了政策文件里。 除了人、地、钱这类要素，整个行业也没有建立“带牙齿”的监管体系。
整体而言，各地在托育行业监管上，多采取注册登记和备案制度。广东省早期教育行业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冯荔雯在近期一场托育研讨会上透露，广东省截至2020的调研数据显示，目前托育机构约5400多家，通过登记备案的只有500余家。 办园主体登记备案意愿不甚强烈，全国如此。记者从中国儿童中心相关人士处了解到，在国家卫健委备案的托育机构大约只有6000家，与全国数以几万计的机构规模大相径庭。 一位托育行业的从业者告诉记者，家庭结构趋向小型化和核心化，儿童抚养，需要国家的支持和社会的助力。 在我国全龄段教育中，0-3岁婴幼儿的托育看护是最后一块待完善的拼图，面临诸多挑战。目前最紧迫的事情是，政策需要更好地与实际的经济社会衔接，引导行业良序发展，从而真正实现减轻家庭养育负担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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