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民法典立法起点的老人(2)
专题 | 发布时间：2020-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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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是年，第二次民法典起草启动。在反帝和反修的政治形势下，这次立法强调独立自主，总结自己的经验，既摆脱苏联模式，又与资本主义国家民法划清界限
是年，第二次民法典起草启动。在“反帝”和“反修”的政治形势下，这次立法强调独立自主，“总结自己的经验”，既摆脱苏联模式，又与资本主义国家民法划清界限。因此，1964年完成的草案，只有三编24章262条，且一概不用既有的法律名词。
有的条文像口号，比如规定“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不得代理单位进行经济活动”；有的又很琐碎，比如在关于个人生活资料的规定中列举了“房屋、家具、衣被、自行车、缝纫机等”。
“它不是法，它反映的是当时的历史。”
已故的北大法学院教授魏振瀛也参加了第二次起草，他曾回忆，原来有一章关于继承的内容引起争议，后来被砍掉了，当时金平不同意砍掉，提出应当保留。主持立法工作的领导反驳说，一个年轻人结婚，家里给了他5万元，什么都没干，就得到这么大一笔钱，这样有利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吗？
1965年初，金平返回重庆过年，准备节后出去做调研征求意见，“介绍信都开了”，但政治气氛又紧张起来。之后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再次中断了起草。
经过三十年的波折，中国的法制建设，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始进入黄金时期。但究竟制定怎样的民法，正如改革开放的走向，在当时仍是尚未明朗的问题。
1979年11月，第三次民法典起草小组成立。金平再度受邀北上，并担任所有权分组的负责人。“这次的政治气氛非常好”，只花了十个月，就草拟出了六编计501条的草案，后来又修改了三次，到1982年形成第四稿。四年后通过的民法通则，一定程度上借鉴了第四稿的意见。
伏案工作的金平
然而改革开放初期，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社会正在急剧变化，整个中国都在“摸着石头过河”，“有的问题还看不准”、“争议大”，要想一气呵成制定出一部完整系统的民法典，似乎不切实际。最终彭真决定，“改批发为零售”，先制定单行法，“成熟一个搞一个”。
三次起草民法典都没成功，金平认为，除了政治运动的影响和计划经济体制的限制外，还因为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尚不成熟、人民的法律水平普遍较低。上至立法官员，下至老百姓，很多法律概念不被理解和接受，有人说国家干部就是法人，有人以为债就是简单的欠债还钱。
六十多年后，他猜想，当初让他等年轻人参与立法，也许是领导者意识到立法之不易，提前布局，形成梯队，为未来立法工作培养人才。
同样生于1920年代，与金平并称为“北佟南金”的佟柔，生前曾对金平的学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卫国说过：“我们这一代人就是人梯，希望你们能站在我们的肩膀上，走得更高更远。”
为师治学
1979年，16岁的赵万一参加高考时，第一志愿填了时下热门的中文专业，第二志愿本想填报山东大学的科学社会主义专业，但老师建议他改报政治经济学，他问这个专业学什么，老师说不知道，但感觉比较好一点。就这样，他去了山大念政治经济学。
多年后，他回过头来想，当时改革开放刚开始，整个社会对经济的认识还非常粗浅，对经济活动的关注度还不高，资讯也不发达，对于社会发展潮流，老师可能更敏感一点。
1981年，山大开设法律本科专业，请了北大教授讲授经济法，赵万一每天跑去旁听，听完了整个60小时的课程，内容涵盖了婚姻家庭、继承、侵权、法人制度等，“其实就是现在所说的传统民法”。贴近生活的案例教学，让赵万一对法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82年报考研究生时，他决定报考西南政法大学的民法专业，还给传说中的金平老师写了一封信，没想到很快就收到了回信，使他备受鼓舞。
金平与学生赵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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