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少波等人同时通过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和非公行业协会两个渠道寻求政府部门对接。2月15日，白求恩公益基金会向武汉市防控指挥部致函请求支援武汉，但这封函件随后被转往省指挥部，由于当时各级防疫指挥部门处于工作调整期，函件“没有得到及时的回复”，也使得支援计划一度面临搁浅。 一线的救治局面不断出现新的问题。当时，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也接到了负责新冠确诊患者血液透析救治的任务，但红会医院在此次疫情中医务人员感染严重，减员严重。武汉红十字会医院辗转找到武汉非公协会，希望寻求非公医疗力量的支持。 一场官场震荡后，医疗队入汉有了转机。2月13日，时任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和时任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不再担任原有职务。同时，指挥部也从武汉市下放到各区，决策更加灵活。2月20日，经武汉市江汉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同意，白求恩血透医疗队支援武汉红十字会医院，当天硚口区防控指挥部也发文邀请基金会支援普爱医院。“真正打通这条路的是一线需求。”陈少波说。 截至目前，白求恩血透医疗队已有两批次，来自23家民营医疗机构的31人赶赴武汉援助，极大缓解了江汉、硚口两区新冠肺炎透析救治的紧张局面。作为一支民营力量，他们支援的是武汉市两所公立医院，也弥补了各省医疗援助队伍的“死角”区域。 救死扶伤是否一视同仁？ 应如何看待公立和非公立在疫情救援中的角色关系？郝德明并不否认，在突发重大疫情下，以公立医疗机构为主体的基本卫生健康服务理应体现公益性保障和政府责任，而以非公医疗机构为主体的非基本医疗服务可作为补充，体现社会责任，依托社会力量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医疗服务选择空间。 但在救死扶伤面前，郝德明认为“不应分公立与非公立看待”。马黎汉同样指出，尤其是在重大疫情面前，应拓宽疫情救援渠道，将社会力量拉入动员机制中，“防疫体制应发挥动员一切力量”。 财新记者了解到，在此次各省市派往湖北的民营医院医护人员中，七至八成由非公行业协会协调，也有如西安国际医疗集团和树兰医院，此前通过非公行业协会报名援助，后被政府防疫指挥部临时征用派遣。实际在各省市卫健委组派医疗队时，优先考虑公立医院，当地医疗公立资源有限时，也有纳入非公立医疗机构情况。如非公立性质的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2月2日通过非公行业协会报名援助，过了两天之后接到当地卫健委通知赶赴了湖北。 2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提出要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郝德明指出，未来建立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时，不应该分公立和非公立，应该齐心协力共同参与应急体系建设。“非公医疗机构要加强公共卫生领域防疫技能、医院感染等专业技术培训，这是对我们的提醒和教训。” 距离第一批非公医疗队前往武汉已有月余，让马黎汉头疼的问题还有医护人员“离汉难”。不同于国家统一调遣的医疗队出行“一路绿灯”，近日武汉因“黄女士进京事件”升级出行管控后，协会组织的非公医疗队在离汉问题上遇阻，甚至有离开途中被遣返的医疗队。 差别悬殊的还有前线医护人员的待遇。许多非公立医院反映，在各地防疫指挥部或卫健委公布援鄂医务人员名单中，没把社会办医的医护人员列入名单，也没有按中央精神同享公立医护人员的经济补偿等问题。在国家卫健委3月5日发布表彰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决定中，协会直接组织派出的来自非公医疗机构的医护人员并无评选资格。 马黎汉希望武汉市政府应协助协会向国家申报这部分援鄂人员。3月2日上午，他在武汉一家方舱医院看望外援队员时，正好碰见新上任的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前来视察，王忠林临上车离开之际，马黎汉连忙赶上前汇报工作。马黎汉回忆，当时王忠林听完汇报后表示，王忠林当时肯定了非公医疗所做的贡献，表示公立、非公都要一视同仁。 3月7日，非公行业协会和武汉非公医疗协会就支援抗疫情况给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提交报告。据了解，目前国家卫健委和当地政府正在对此作出安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