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卫健委副主任王贺胜当时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政策例行吹风会表示，社会办医是公立医疗服务体系的有益补充，可提供基本医疗卫生的服务，主要提供非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差异化的健康服务需求。 差异化政策之下，在很多硬性医疗指标上，公立民营仍悬殊巨大。根据国家卫健委2019年5月发布的《2018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医院床位数中，公立医院床位占73.7%，民营医院床位占26.3%。在对医院最为重要的医护人员方面，全国医院拥有卫生技术人员612.9万人，公立医院为486.8万人，占79.4%，而民营医院只有126.1万人，占20.6%。两类医院就诊人次差别更甚。2018年公立医院诊疗人次30.5亿人次，占总数的85.2%，民营医院只有5.3亿人次，占14.8%。 在疫情面前，偏专科、小规模的非公医疗机构无法完全满足救治需求。据马黎汉了解，各省市组建医疗队时首要考虑三甲医院，而非公立三甲医院本身数量少，呼吸科医院则几乎没有，“在这一块的确欠缺”。 谢俊明认为，就这次疫情来说，即使给足发挥空间，在医院规模、医护数量等方面，民营医院可能还是和公立医院差距明显。“国内医改推行多年，但要真正解决医疗供需矛盾，包括鼓励非公医疗机构快速进入医疗市场，很多机制和体制需要完善”。 填补空白，白求恩医疗队辗转入鄂 这场疫情援助医疗队以公立医院为主体，但前方疫情吃紧，各省医疗队难以支援的“死角”，某种程度上已被民营医疗队覆盖。 透析患者在此次疫情中关注度颇高。2月12日，一篇武汉透析患者跳楼自尽的新闻引爆舆论。武汉全市有7000多名透析患者，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财新记者，疫情发生至今，武汉全市透析患者确诊和临床诊断病例约占10%，不少患者在疫情期间离世。疫情爆发后，多数被设为新冠肺炎定点救治医院的大型公立综合医院普通透析科关停，透析患者求医无门。 感染新冠肺炎的透析患者更面临双重夹击。据财新记者了解，武汉市1月28日发出通知要求设立新冠肺炎透析患者隔离治疗点，直至2月3日，武汉全市才有第1家医院开展新冠肺炎患者透析服务，当时全市每日工作量不足百人次，但距离封城已超过10天。 对新冠肺炎定点医院来说，由于大量医护参与救治新冠，透析业务开展极其困难。达康医疗董事长兼白求恩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陈少波发现，疫情前期，相当多医护人员不分科室几乎都被抽调到一线参与新冠救治，随着院感高发，医护力量已受重创。而这对患者来说是致命打击，“病人一般每周透析两到三次。如果超过一周没透析，要么死掉，要么就非常危重。”秦皇岛慈善医院血透中心主任齐卡说。 更为严峻的是，各省派出的医疗队虽然不乏肾内科和血透领域医务人员，但调入透析部门工作的非常有限。“各省的队伍主要集中在ICU、呼吸内科、重症医学。但并没有说肾内科医生就要去到肾内科，前方确实有各省透析室大夫调上来，但是基本都不是在血透室支援工作，”爱肾医疗联合创始人张永强认为，这也是造成透析室少人、患者医疗不足的重要原因。 在被定为新冠透析定点医院的武汉市第四人民医院西区（普爱医院），直至2月中旬，医护人员情况仍不乐观。据前去支援的山东新华肾病医疗投资有限公司医疗技术总监俞翔介绍，这家医院两个院区原有450多个透析患者，被政府确定为新冠救治定点医院后，两天内在医院西区临时新建了普通透析室，将所有机器都搬出去，1月28日该院又被设定为新冠透析患者定点医院，“紧急装了18台血透设备，隔离区里也没有保洁员、护工，所有工作都是护士在完成。”经多方协调于2月3日正式接诊，有100多新冠肺炎透析患者陆续转来该隔离点进行透析治疗。 疫情吃紧，普爱医院能抽调出负责透析的医护人员也很紧张。俞翔介绍，医院有透析医护人员和其他科室医护人员被感染，使原本就紧张的在岗人数更显得捉襟见肘。武汉当地医院在武汉市血液透析质量控制中心的调配下支援了几名医护人员参与隔离区工作，而进入隔离病区工作的医务人员，需要按照规定“工作一段时间后就进行隔离”，所支援的人员仍满足不了隔离患者的救治需求。 在陈少波、张永强等五人的组织下，经过与中国非公医疗协会肾脏病透析专业委员会协调，计划召集民营医疗力量填补空缺。他们组建了首支以非公机构人员为主、全国征集的专业性医疗救援人员组成白求恩血液透析医疗队，不堪透析重负的普爱医院是他们支援的首选。但与其他外援民营医疗队伍一样，他们在进入武汉、援鄂地点乃至人员组建上都遇到阻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