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番探索下来，白城市在盐碱地治理上有了一定经验和成绩。但邓健发现，这种治理“转为大面积商业化开发还有一定距离”，不仅技术应用成本较高，投资回报周期也较长。例如，现在无论应用何种技术进行盐碱地改造，至少需要3年才能改造成熟田，5年左右时间才能达到投入产出平衡，10至12年才能收回投资。
为此，她建议，国家要强化顶层设计。一方面，把盐碱地治理上升为保障粮食安全的战略工程，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任务，将盐碱地开发治理工作列入计划，编制规划，投入专项资金。另一方面，强化技术力量统筹。针对目前技术应用还存在碎片化、壁垒化问题，呼吁国家统筹技术力量；同时还应把强化生态保护与盐碱地治理的各项管理措施有机地结合起来，把盐碱地防治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成果，列入巡察考核内容，有效防范因人为因素加快现有土地盐碱化。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谷树忠对于盐碱地的状况有个形象的比喻：人到了高原就像作物到了盐碱地一样，那人是应该适应高原还是去改造高原？
他曾到扎兰屯、白城做过相关调研，“盐碱地规模之大，盐度之高，触目惊心。”
谷树忠认为，盐碱地的治理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而之所以复杂，就是因为有10个“多”：
一是多成因。包括耕作不当、降水、地形地貌问题等。
二是多分布。不仅分布在黄淮海流域，还包括辽西地区等。
三是多分布、多类型。包括内涝型、滨海型、蒸发型、耕作不当型等。
四是多视角。可以从生态文明建设的角度去研究盐碱地改良利用，也可以扩大到可利用资源、拓展发展空间等，同时也涉及保障国家安全，促进“三农”发展，与乡村振兴、农民增收、农业繁荣息息相关。
五是多目标。包括资源目标、环境目标、生态目标、空间目标、粮食目标、就业目标、经济目标等。但是这些目标往往并不一致，有时甚至是矛盾的。例如追求粮食目标很可能牺牲生态环境，目标的耦合，目标的兼顾应该作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去研究。
六是多主体。盐碱地的利用改良是一个多主体行为，包括政府、企业、社会和科技、科研力量。他认为，多主体要充分发挥每个主体的正能量，产生利益相关者和利益共同体。
七是多路径。包括改良的路径、适应的路径，也可以跳出农业来看盐碱地，将其作为景观等。但他提醒，不要出现路径摇摆，很可能得不偿失。
八是多手段。治理包括生物措施、物理措施、化学措施、管理措施等，在治理中要多措并举，和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保护修复结合起来。
九是多学科。包含土壤学、生物学、作物学等，需要多学科联系。
十是多情节。不可否认，盐碱地改良利用的风险具有不确定性，也可能效用不如预期，这就需要效用综合评定。例如要把经济问题放在首位，经济上可持续是基础和关键。
全国政协委员、解放军报社原社长黄国柱对盐碱地有着特殊的感情。在苏北盐碱地上长大的他，可谓是喝着改良中的盐碱地上流过的水，吃着这片土地上长出的粮食长大的。他还清楚地记得，当初亲身参加了很多治理盐碱地的劳动，挖过沟，参与相关水利建设……
就在这次研讨会前，他专门和当地农场场长通了电话，了解情况：“家乡人告诉我，经历了67年的持之以恒的治理，现在18万亩的盐碱地已经完全变成了良田、沃土。”“所以，治理盐碱地，首先就要咬定青山，持之以恒。”
结合自己的实践经历，黄国柱还建议，治理盐碱地要因地制宜，要把科技创新与综合治理相结合。
全国政协委员张兴赢是国家大气环境监测卫星工程应用系统副总工程师，虽然研究领域看似和盐碱地关系不大，但他其实与盐碱地“结缘”却有着近20年的历史。
近20年前，他做大气颗粒物研究时就发现，盐湖的变化不仅影响当地的生态，随风而来的大气颗粒物对华北地区都有着重要的生态影响。
因此针对盐碱地治理，他建议要建立综合的监测体系，加强数据的统筹，建立科学的大数据应用平台；同时一方面借助高科技改良，另一方面做好立法，注重山水林田湖草整体的生态保护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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