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振东同时建议：在盐碱地经过治理后，应该把不返碱作为重要验收标准之一，更加深刻地认识盐碱地的改造意义；要提升盐碱地治理的研究高度，成立专项和聚焦的机构；此外，在政府管理上减少“九龙治水”，在改造盐碱地方面加强统筹。
原农业部副部长、中国农业经济学会会长尹成杰对盐碱地的治理非常关注。他指出，盐碱地治理是全世界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和难题。当前我国的盐碱地改良和治理处在一个关键时期，同时也是黄金时期。因此，要加强顶层设计，做好布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新时代，盐碱地改良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是推进精准扶贫、提高农民收入、实现全面小康的重大举措。因此，盐碱地的治理是具有多种效益的工程，是具有民生效益的重大工程。
正因为如此重要，尹成杰建议，首先要鼓励技术创新。通过技术创新提高治理效果，保持治理成效。要鼓励联合攻关，并在其中发挥企业作用；其次，要注重绿色治理、长效治理，将治标治本结合起来；同时，注重综合治理，与山水林田湖草的保护相结合，优化生态屏障体系，发挥综合作用。此外，还应因地制宜，科学选择治理技术路线和方法，对症下药。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开发投资集团首席科学家岳国君对中农煦丰的技术非常认可，“虽然生物菌种非常普遍，但他们通过研究找到了它的特殊用途，这非常可贵。”岳国君认为，未来盐碱地治理技术的发展趋势应是物理、化学、生物等多方面的结合。在政策综合配套上，国家已投入很大，下一步考虑的应是如何更好地激发企业参与的积极性。因此要更快地开发有效的商业模式。
“创新要靠两个驱动力：一个是技术，另一个是资本，要两个轮子都转起来，才能形成良性的循环。”岳国君说。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农村经济司原副司长方言曾调研并参与过一系列推动盐碱地改造文件的出台。她指出，地球土地的两大“癌症”，除石漠化外，盐碱地就是其中之一，治理非常困难。因此，盐碱地的治理要从顶层设计做起，比如考虑哪些区域可以治理，怎么治理，哪些地方成本太高不宜治理等等。她解释说，土地资源利用是一个系统工程。例如，治理土以后，水资源配比如何，都需要综合考虑。再比如，目前西北、东北地区很多地方都在退耕还林，就需要考虑这些地方究竟应该退耕，还是治理？她建议说，治理规划要和省里相关规划相协同，使投资和效益匹配。
此外，方言还建议，治理中既要综合施策，也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同时，农业中“土肥水种”，“种”非常重要。要培育适合的品种，不仅适合盐碱地治理，还应该有经济效益。
中国生产力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胜昌指出，盐碱地的治理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不仅投入大且涉及面广。针对投入大的问题，陈胜昌认为，要从市场上要效益，其出路也许就在占补平衡政策上。他建议说，可以对改良的土地发放占补平衡的“地票”，相关用地主体如房地产企业就可以提前投入，购买地票，既解决了治理企业的资金问题，也解决了用地主体的土地问题。
天津市政协常委、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主任李森阳从事农林工作已经30余年。他介绍说，目前盐碱地治理尚没有太大突破；工程上如果采取换土等办法成本很高。因此很多治理技术在大面积推广上尚存在差距。2018年，李森阳曾到中农煦丰的相关试验田进行调研，他发现，效果很好，且成本可以接受，因此对其技术给予了充分肯定。他建议说，要从多方面形成合力，政府方面加大对先进技术的推广，可通过召开现场会等方式进行推荐、介绍；公司方面也要积极作为，与相关金融部门以及大公司合作，推进市场开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巡视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原副部长谢扬近年来一直在跟踪盐碱地的情况。他发现，目前我们对盐碱地的认识事实上并不精准：例如盐碱地的数量、多少盐碱地可以通过治理转化为耕地、有什么手段能迅速治理等都并不清晰。
他认为，在盐碱地治理上，要有基本判断：对于具体地区来说，除了要决定采用什么样的技术治理外，首先判断地块应该走退耕还林等生态修复，还是作为粮食基地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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