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民周刊》的时评片段，标题为《裸体雕像被斥“淫”，杨贵妃：我在不同的时代，死了两次》 。网页截图
1979年夏，首都国际机场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的作者袁运生（中）在创作绘制中。社交媒体 沿着这一脉络，也就不难理解1991年落成的雕塑《贵妃入浴》——它也响应着改革开放后社会对人性解放、思想开放的呼唤。此后，倡导“裸体权”的进步主义思潮没有就此打住，沿着这条路径继续前行的身影不在少数，例如：2001年5月17日，艺术家何成瑶在金山岭长城创作了名为《开放的长城》的行为艺术，在整个行为艺术持续的30分钟期间，她一直裸露着上身。
2001年5月17日，行为艺术《开放的长城》。 “艺术档案”网 在这样一种发源于新文化运动、进展于改革开放、成熟于现代中国的进步主义叙事框架里，作为符号的“裸女形象”被赋予了这样一层象征意义：它不只是一个具体的造型或审美选择，而是“社会进步”的指示器。它被拿来指认某种历史方向——从旧礼教的身体禁忌里挣脱出来，从“不可言说、不可呈现”的压抑中松绑，继而证明一个社会在观念层面完成了现代化的自我更新。 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这类符号更常被理解为一种时代分水岭：它意味着人们开始学会把裸体视为艺术与身体的自然呈现，而非道德败坏的证据；意味着公共空间能够容纳更丰富的表达，也意味着所谓“公序良俗”不再以最保守的尺度来定义——归根到底，是告别保守落后的旧观念，去拥抱一个更开放、更自信、更“现代”的中国。 而面对社会上对“贵妃出浴”的讨伐声音，秉持这一理念脉络的进步主义者显然产生了一种习惯性的条件反射，他们自然而然地认为这是保守思想在舆论场上的一次反扑，是一部分人企图否定已经被建立起来并在过去几十年间得到巩固的现代性共识。在这一派以新文化运动为思想基点的进步主义者看来，这或许是一种危险的、暗示着保守主义回潮的不良信号。因此，他们的结论是，要代表“先进的、解放的思想”去与“封建守旧的思想”作斗争。 但是，这些条件反射的进步主义者们忽略了一点：与现代性观念存在矛盾的不仅有前现代的封建观念——也有更急切、更激进的观念。 不同的“进步主义”有不同的框架 框架理论告诉我们，由于对事实材料的呈现和组织方式不同，物件或事件可以被放置在多个完全不同的叙事框架当中去加以解读，并产生完全不同的立场和价值导向。 在一些后结构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那里，解读这个雕像的叙事框架不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进步-保守”框架，而是近年来在中国日趋被热议的性别平等议题。他们在意的问题核心并不是裸体是否“有伤风化”或者“违背公序良俗”，而是“只有女性被裸体地放置在被审视的位置上，但男性没有”。 这种叙事认为，女性千百年来一直是被凝视和观察的客体，而景区放置这样一座雕像，显然更多是为了以“裸体美人”的噱头吸引男性游客的目光与造访——因此，这座雕像是证明父权制压迫和男性凝视的又一个案例材料。 基于这样一种思路，一些人认为杨贵妃又一次成为了父权制的受害者——许多网络评论是这样表述的：杨贵妃“死了两次”或者“死了三次”——第一次是她的身体真真切切地死在了马嵬驿，做了父权制皇帝的替死鬼；第二次是她的形象在死后的一千多年间不断被文人做加工，很冤枉地被凝聚成了“红颜祸水”“女色误国”的符号；第三次则是在1000多年后的今天，她的身体再度成为被男性审视的客体，在这个以平等和解放为导向的时代里仍然逃不出被凝视、亵渎，被用于取悦父权制主体的悲惨命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