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针对这种传统观念对人性的压抑与束缚，进步的知识分子和报纸鼓动发起了“天乳运动”，呼吁妇女避免束胸缠胸，寻求“对女性乳头的解放”—— 1920年代，胡适曾在演讲中提到：“因为美观起见，并不问卫生与否……假使个个女子都束胸，以后都不可以做人的母亲了。” 1925年，北京大学哲学教授张竞生出版《美的人生观》，其中写道：“我在此应当提出一个极紧要事，即‘束奶帕’及为此目的的各种束缚物，都是应该废除……女子有大奶部，原本自然，何必害羞。况且奶头耸于胸前，确是女子一种美象的表征。” 1926年，《北洋画报》一篇报道写道：“今年上流妇女之内衣，均用西式而略事变通，即上方前后均袒露是也。今夏妇人胸部已略加放松，不若前此之紧缚，但胆小守旧之流，仍未敢显然解放耳。吾知北京有某夫人，实为主张解放最力者。夫人不论冬夏，家居与外出，玉峰常高耸，颇有西妇之风，堪称真美。” 1927年的三八妇女节，武汉市街出现一群裸体女子，高声呼喊“坚决反对束胸，束胸是最不人道主义的！束胸是一条毒蛇！它缠着我们妇女的肉体与灵魂！妇女同胞们，你们解了束胸没有？解了吧，男人没有束胸，我们为什么要束胸？” 1930 年时任风俗改革委员会委员刘禹轮在广州出版的《风俗改革丛刊》发表了《为提倡“天乳运动”告革命妇女》一文，称：“今后妇女解放运动，须先从本身乳头解放起”，先由己及人，使全国的妇女都能够恢复她的天乳的自然美，这是一件救己救人救种族必要的工作。
左起为（1）1946年第6期《电影画报》上的内衣广告、（2）1933年申报全运会纪念特刊封面，华成烟公司的美丽牌香烟广告（3）医药广告。这些广告图片记录了对于女性的新审美观念。 “故事”网站 回到这次关于“贵妃入浴”雕塑的争议——基于新文化运动以来种种对妇女解放的呼吁，在这些当代的狭义上的“进步主义者”的想象中，那些批判“贵妃入浴”雕塑的人大约是这样一种熟悉的形象：封建、保守、食古不化，动辄拿“伤风败俗”“有损风气”当作压人的大帽子。 这种形象并不新鲜，甚至可以说是现代中国公共讨论里最稳定、理解起来最省力的一种角色模板——它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不断被嘲讽、被批判的那类“旧道德的守门人”：恪守儒家伦理的外壳，把身体与欲望视作需要压抑和遮蔽的东西，对任何越过边界的表达都本能地警惕。在这样的叙事里，他们是“上个版本”的人：落后于时代、拒绝现代性、活在一种古老而紧绷的秩序想象中，仿佛只要看到一点裸露，就会立刻联想到道德崩坏与社会失序。 对这派进步主义者而言，把雕塑的批判者放进这个框里，争论的性质也就自然而然被归类为那场“文明对蒙昧”“解放对压抑”的决斗的延续。他们认为，这不是在讨论一座具体雕塑的问题，而是在履行一种进步主义者的使命——与一种早已被历史判了死刑的旧观念作斗争。 另一个在各家时评中被频繁提及的案例是香港企业家霍英东与北京机场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另外一个被普遍认同为“进步与解放”的年代。 70年代末，外界对内地改革开放的政策还存有疑虑。香港商人霍英东每次到北京，都先要去首都机场看看一幅壁画：“当时投资内地，就怕政策突变。那一年，首都机场出现了一幅体现少数民族节庆场面的壁画《泼水节——生命赞歌》，其中一个少女是裸体的，这在内地引起了很大一场争论。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看这幅画还在不在，如果在，我的心就比较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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