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冲突走向何方 双方冲突在今年发酵，其实，去年下半年，就不断有商家跳出来指责外卖平台佣金过高，美团与饿了么均被指责过。 “有一个比较根本的问题。阿里、腾讯、百度之后，新崛起互联网经济的平台模式，本应该是智能、轻型运营的互联网经济，但他们正变得越来越沉。”一位网络法律专家对记者说，美团、滴滴，以及之前热闹一时的共享单车行业，都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越来越沉。 业务沉重，导致平台无法消化成本，为了盈利，他们会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或者上下游其他商家，于是引发抱怨。 美团外卖的佣金，经历了逐渐上涨的过程。2015年，美团外卖成立之初，0佣金，还补贴给商家和用户，当年，美团外卖毛利率为负124%。2017年，美团外卖毛利率开始变正，2018年毛利率14%，2019年，美团外卖毛利率19%，同在2019年，美团公司亏损多年后，终于实现盈利。 外卖毛利率提升背后，是商家佣金上升。广东餐饮协会称，高扣点已经超过了餐饮商家忍受的临界点。之前，商家对此并未十分在意，疫情期间，商家的不满甚至愤怒情绪由此而生。 李密运营团队算出来的数字，当前外卖佣金比例已经接近天花板，如果再涨，商家很难活下去了。 “平台商业模式在双边模式稳定以后，一定要想办法找到更多的增值业务，也就是围绕核心交易关系能够产生更多商业价值的其他业务。而不是将平台上双边之间的交易去‘坐地收费’。”崔丽丽告诉记者。 与最早一代互联网公司百度、腾讯、阿里巴巴相比，美团、滴滴等互联网新经济公司自称做“苦活累活”。美团除了外卖配送的人力成本，还有地推成本，这都导致盈利不易。崔丽丽认为，美团地推成本比较高，但是粘性也比其他电商平台更高，可以在这一批相对稳定的商家和顾客之间进行更多产生价值的收费服务，即增值业务。 同时，美团还可以扩大边际效应，加快餐饮之外的业务力度。美团背后有大众点评，店家和消费者已经建立连接，“做这件事很顺理成章，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选择。”崔丽丽说。 进入3月，美团已经在发力其他业务。疫情期间，美团非餐饮业务进展飞快，美团创始人王兴在财报电话会上说，疫情期间非餐饮类某些产品增长出奇地高，业务增长很快。非餐饮业务包括之前就有的生鲜、医药，也包括新上线的图书、手机等新品类。管理美团外卖业务的王莆中对外强调，美团配送网络正在发挥更大的社会价值，配送万物，而不仅仅是餐饮。 商业模式的改进，毕竟不是一时半刻能够完成，现在商家和平台双方处于焦灼状态，这件事能快速解决吗？ 追踪研究互联网多年，艾媒咨询CEO张毅告诉记者，平台与商家之间的明争暗斗，从来没有停止过，包括现在，淘宝、京东、拼多多的商家与平台的博弈也依然存在。2011年，淘宝150万中小卖家不满淘宝新规，发动了“淘宝十月围城”，引起业界轰动，最终，这件事也得到解决。 “在利益面前，双方都有协商的余地，”即使商家对美团很愤怒，张毅认为，商家也需要依赖美团。他觉得，最后双方会互相协调，取长补短，商家不可能放弃美团平台，美团也不太可能做出特别大的调整，“找到互相之间的平衡点吧”。 这不是商家或美团某一方的事情，“得是多方面的介入，包括美团、商家，行业协会，甚至包括金融机构，政府的介入，可能会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圆满的解决。”上述网络法律专家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