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为重要的是，几千来的统治阶级把国家安全神圣化，神圣为上层的安全，神圣为庙堂的安全，神圣为他们自己的安全，而且只有肉食者的上层才有国家安全的话语权。现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在总体国家安全观非传统思维方式中，神圣的国家安全与国家一样，需要世俗化、平民化、民间化，需要从高高在上回到普通人的生活，回归为每一个普通公民的安全，回归为每一个普通公民的生活安全，而且每一个公民都有不可剥夺的国家安全话语权。 新冠疫灾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涉及的安全问题也非常多，但众多问题中有一个核心，这就是人的安全，国民的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六年年前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时，就把“人民安全”置于所有安全之前，强调“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强调要“重视国民安全”。这次疫灾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又反反复复强调，要把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首位。这就进一步确立了“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性“国家安全”概念。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经济社会发展比较充分的今天，威胁国民生命安全的主要问题，已经从战争、饥饿转移为疾病，保障国民生命安全的支柱性科学技术，也已从为战争服务的军事工业技术，以及为粮棉生产服务的农业生物技术，扩展到为医疗卫生服务的药业生物技术。只有军事工业技术，生物农业技术、生物药业技术、医疗卫生技术多方面得以均衡发展，国民的生命安全才会得到更高层次的保障，以国民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安全治理才会有更深厚的根基与基础。此次新冠疫灾给人类的教训很多很大，但对国家安全理论和实践来说，其中有一条是必须铭记的，那就是要从国家安全的高度认识医疗和制药科技，以及对其起基础性支撑作用的生物科技的战略地位，把关系国民生命安全的医疗、制药、卫生、保健和生物等方面的科学技术列为国家安全关键技术进行重点研发。 与此同时，在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7]的情况下，在“国家治理体系”宏观框架之中，概括国家安全实践的话语和概念，也要需要从以往的“维护国家安全”“保障国家安全”等等拓展提升为“国家安全治理”。事实上，随着疫灾、虫灾等非传统威胁的日益突出，“维护国家安全”、“保障国家安全”，以及“国家安全工作”、“国家安全管理”等传统用语，已难以全面、准确、科学地概括相关问题，因而需要与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相适应，用“国家安全治理”一词来概括包括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的国家安全实践问题。对此，国际关系学院李文良教授在《中国国家安全治理的界定、内涵与特点》一文中作了比较深入的阐述[8],我们不久前发表的《全面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推进国家安全治理现代化》一文标题中也用了“国家安全治理”这个概念[9]。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国家治理中的安全治理，即国家安全治理，包括应对如新冠疫灾这样的重大安全事件，更需要“预”。这个“预”，既包括实际工作中的预案、预测、预警、预报等等，也包括国家安全的理论预备、科学预备、知识预备。这就需要建立健全国家安全学理论体系。没有科学系统的国家安全理论，就难以有效应对各种国家安全问题，难以做好国家安全工作。 新冠疫灾发生时的危机处理与应对，再次说明我们国家需要进一步强化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抓紧构建比较完善的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为国家安全治理培养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专业人才。 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际关系学院就开始了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先后开设了“国家安全学”等国家安全系列课程，出版了《国家安全学》等国家安全系列教材和著作，完成了一些国家安全研究项目，取得一些初步的国家安全研究成果，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和近年来总体国家安全布局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知识服务。但是，这些研究都属于起步阶段的初级成果，涉及领域并不全面，许多方面还没有深入下去。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既广泛吸纳了我国学者国家安全研究成果，同时更为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的深化和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提供了指导思想和强大动力。 此后，我国关心和研究国家安全问题的学者迅速增加，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有的高校还开设了国家安全学专业，开始了国家安全学研究生的培养工作。更为重要的是，教育部于2018年4月9日发布了《关于加强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的实施意见》，做出了“设立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的重要决定。[10]根据教育部的这一决定，更多高校和研究机构开设了国家安全学专业，培养国家安全学硕士和博士。从国家到地方，教育行政部门陆续推出了一些强化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具体措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