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安全与军事安全一样，无论在国家安全论域中还是在整个人类安全的论域中，都不是“元安全”，不是“目的性安全”，而是“工具性安全”。事实上，在整个安全领域，无论是国家安全、人类安全，还是交通安全、生产安全，只有“人的安全”才是真正的“目的性安全”，是所有安全中的“元安全”，其他任何安全都是“工具性安全”，是“次安全”。 弄清了科技安全与国家安全的普遍联系，也就基本清楚了这次新冠疫灾中生物科技与国家安全的关系了。一是，生物科技是把双刃剑，既能促进国家的发展和安全，也会妨碍甚至危害国家的发展与安全。其中利弊关系，十分复杂，需要深入研究。二是，生物技术开发失去监控，特别是失去人伦规范的约束，对国家安全危害极大。无论是自己国家，还是其他国家，生物科技的不当开发利用，都会对人的安全、国家安全，甚至整个人类安全，造成难以想象的威胁和危害。三是，生物科技的健康发展，是保障国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及整个国家安全和人类安全的重要力量。生物科技领域的医疗卫生技术，是重要国家安全科学技术。在规划和研究国家安全科学技术时，必须把生物技术和医疗卫生技术列入其中。四是，作为科技安全的一种，生物科技安全也是国家安全的构成要素，但与科技安全一样，是不同于“国民安全”这一“目的性要素”的“工具性要素”，是不同于“国民安全”这一“元安全”的“次安全”，根本上说是“科技影响国家安全”这一命题中派生出来的。。
三、针对生物安全问题的国家安全治理
无论在实践上还在理论上，国家安全问题自古及今，包括这次疫灾下需要思考的，最重要的是如何保障国家安全，是如何做好国家安全保障工作，如何完善国家安全保障体系。 新冠疫灾的发生，使我们对如何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如何更有效地保障国家安全特别是国民安全，有了许多过去没有或过去没有深入下去的思考。 从美国开始，许多国家为了有效保障国家安全，都成立了专门国家安全保障机构。美国建立于1947年的国家安全保障机构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我国译作“国家安全委员会”，而日本和韩国都更准确地译作“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相应地，我国于2014年成立的总体性国家安全保障机构，名称是“国家安全委员会”，而日本和韩国相应机构的名称则是“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会议”与“委员会”的差别，我们不去深究，但把一个机构名称上的英文security译作“安全保障”，在自己相应机构的名称上用“安全保障”，无疑都比“安全”更为准确，也更有实际意义。“安全保障”一词，使人们更加明确了这种机构的实际职能、职责，明确了这种机构不是研究国家安全问题，不是围着国家安全概念玄思，不是要去构建国家安全学理论体系，不是要去建立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而是要通过实际的法律、政策和行动来保护国家安全。 新冠疫灾发生以来的种种现象，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建立健全国家安全制度体系的极端重要性，认识到必须重视国家安全保障能力建设，必须重视国家安全保障中的预警问题，必须重视国家安全保障中的风险管理，必须重视国家安全保障中的社会动员，必须把生物科技和医疗卫生技术研发作为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必须进一步强化人民军队在保护国民安全和国家安全中的非战争军事实力，特别是必须进一步贯彻落实“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如此等等，都是新冠疫灾给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提出的新课题。 在国家安全保障体系中，法治是重要的一环。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任何领域都必须依法行事。新冠疫灾发生后，针对武汉官方反应速度的问题，有人提出诘难，但也有人认为其中有法律程序问题，官方是依法办事，没有什么可指责的。此事究竟如何，需要法律专家研究判断，但它给国家安全研究与实践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国家安全行政也必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在以往是比较落后的。为此，党的十八届三中作出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时，习近平总书记把“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四大职责之一提了出来。此后，我国国家安全立法才进入快车道，近年来陆续颁布实施了《反间谍法》《国家安全法》《反恐怖法》《网络安全法》《情报法》等一系列国家安全类法律法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