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推出自由贸易试验区战略，就是要以自贸试验区推动贸易自由、投资自由、资金流动自由、物流仓储自由、人员就业流动自由、数据流动自由等六个方面的自由。服务贸易有几十个大类，两千多个小品种，这些都跟这“六个自由”有关。自贸试验区的一大使命就是要为中国解决服务贸易的瓶颈、短板创造条件，这将给中国的服务贸易带来发展的春天。10年、15年以后，相信中国的服务贸易可能从现在的7500亿美元翻一番，就是1.5万亿美元，翻一番半就是2万多亿美元。到那时候逆差就不是扩大一倍而是缩小一半，也许就一两千亿美元，折合人民币就是1.5万亿人民币，这将给中国经济带来万亿人民币的增加值。中国在进出口贸易上，今后十年真正的动力红利、体现高质量高效益要求的内容，就在服务贸易。 三、农民工在城市落户的红利 记者：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擘画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中国现代化的实现过程，也是城市化不断加快的过程。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问题是瓶颈，首要问题是户籍问题。您是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的大力倡导者，请您谈谈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 黄奇帆：上个世纪80年代农村的土地承包制改革释放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过程。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到“十三五”末要实现2亿农民工就地落户城区，其中有1亿在沿海城市落户，1亿在内陆城市落户。去年12月，中办国办联合印发《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提出“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的大城市落户条件。完善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积分落户政策，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会保险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改革措施，能对经济增长产生新的人口红利。 目前中国还有近3亿农民工，由于不能落户城区，使得这3亿农民工的“工作寿命”减少一半。与我国城市职工一般60岁退休不同，农民工一般干到45岁左右，随着年龄增大，沿海城市的企业一般就不聘用他了。他本来可以干到60岁，现在只到45岁，少了15年，少了15年就等于就业工龄少1/3。同时，农民工在正常上班的时候，一年12个月总有两个月回家探亲，这两个月回家相当于一年的1/6。1/3+1/6=1/2，理论上农民工的“工作寿命”因为是农民工状态而不是城镇户籍状态，大体减少一半。换言之就是3亿人减少一半。所以户籍制度改革不仅是改善农民工待遇的问题、人权的问题、对农民关爱的问题，同样也是生产力问题，是人口红利的问题。 因此，从这个角度看，谁把农民工的城市化户籍制度做好，谁就是赢得未来10年、15年主动发力的城市。哪怕你这个城市现在有1500万人，如果里边有900万农民工，你不做好这件事，让农民工今后10年不能落户，可能10年以后就有500万人被别的地区吸收了。1500万人口的超级大城市的常住人口可能就变成八九百万，变成第二等级的城市。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党中央已经提出这个问题，我们要着力落实。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重大红利的措施，各地应该把它当作重大措施狠狠抓一下。 四、降低运输成本的红利 记者：据了解，我们国家的物流成本是全球最高的，这实际上是一种资源的巨大浪费。如何降低物流成本，把浪费变为红利? 黄奇帆：中国货物运输总量占GDP的比重是15%。美国、欧洲都在7%，日本只有百分之五点几。我们占15%，比其他国家额外多了几万亿的运输成本。中国交通运输的物流成本高，除了基础设施很大一部分是新建投资、折旧成本较高以外，相当大的部分是管理体制造成的。由于我们的管理、软件、系统协调性、无缝对接等方面存在很多问题，造成了各种物流成本过高。 举个例子。2018年我国铁路运营里程已达13.1万公里。这些铁路花掉近10万亿的资金，却只运输了中国全部货物的6%。其余的94%，汽车大体上运了84%～85%，飞机、轮船、管道运输也运一些。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状况?因为把货物转到火车上很麻烦，大家就把东西装上汽车，上千公里开出去，算一笔账，汽车运输成本是火车的3倍。过去几十年各地开发区公共设施“七通一平”中，很少铁路通。事实上，只要一个企业有几十亿产值，火车就要开到厂里去。现在几百亿的企业货物运输，全靠卡车拉，这些都是不经济的。美国的铁路是100多年前建的，现在的货物运输量有20%是铁路运的，这就是资源优化配置，就是物流成本的集约节约。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有很多浪费。建议各个地方、各个行业如果都把这方面问题梳理一下，衔接一下，就可以起到有效降成本的作用。哪怕降不到7%的GDP占比，能够在现有基础上下降3%～4%的占比，就省了3万亿～4万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