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财立方 2020-04-13 10:52:59
今年，我们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过去的40余年里，中国经济长时期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1979年中国的GDP占全球的1%。2019年中国的GDP超过全球的16%，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这个成绩是怎么得来的?答案就是改革开放。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认为：改革开放是中国40余年发展的核心动力，而贯穿这个核心动力的一条主线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接下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给中国经济带来诸多红利。由此足见，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彰显了党对改革开放的领导力。稳中向好的中国经济接下来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给中国经济带来哪些红利?请看本刊记者对黄奇帆同志的专访。 记者：您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加快推进生财型、聚财型和资源优化配置型改革,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 黄奇帆：2019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当前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放缓，仍处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世界大变局加速演变的特征更趋明显，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在这样的背景下，统筹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难度很大，需要我们围绕有重大潜在红利的供给侧问题，推动一批生财型、聚财型、资源优化配置型改革，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成效激发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动力，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一、金融领域对外开放的红利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您如何理解金融领域改革和对外开放?金融领域改革和对外开放又会为中国经济带来哪些红利? 黄奇帆：经过40年改革开放，我国工商产业领域引进的外资企业资产几乎等于全部工商产业资产的30%。外资企业形成的进出口总量占整个中国进出口总量的50%。但是，由于我们在金融领域的开放度不够，目前外资金融机构只占整个中国金融资产的百分之一点多。我们在三个方面的开放度有限。首先，外资不能办某些类别的金融企业，或者不能展开某些新业务，这是市场准入的门槛问题。其次，即使准入了，还有股权比例的限制。再次，即使工商注册登记了，还有的营业范围不能做。由于各类限制过多，一些外资银行的功能，跟一个办事处也没有多大区别。 中央高度重视这件事。从去年4月份到现在，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和证监会相继出台了64条很具体的开放性规则。其中有24条是关于市场准入的，有11条是关于股权比的，有29条是关于经营范围的。准入类方面强调在准入前给予外资同等国民待遇，股权方面可能会逐步让外资控股甚至独资设立境内金融机构，营业范围方面则放开各种各样业务许可。这64条能到位的话，相信今后几年会有一波非常热闹的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的潮流，有可能一年带进来几十亿、几百亿美元，10年时间就有几千亿美元资本金，会带来上万亿美元的运行资金，这样就增加了金融供给侧的力量。到2030年以后，外资金融机构占中国全部金融资产的比例，从现在的百分之一点几涨到百分之十是完全可能的。特别应当强调的是，外资金融机构的开放不仅会带进更多的金融资本，还会带来金融企业管理的经验、金融产品开放的技术和国际金融市场运作的路径，倒逼中资金融机构在与狼共舞、与虎相伴的竞争中做强做大、更好地发展。 二、服务贸易领域开放的红利 记者：改革与开放从来都是相伴而生，40余年前的开放带动了中国的改革，同时40余年的改革也推动了开放。服务贸易的开放是衡量开放度的晴雨表。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看，您认为我们的服务贸易领域开放还有哪些空间和潜力? 黄奇帆：我国进出口货物贸易从1979年的200多亿美元增加到2018年的4.62万亿美元，顺差3518亿美元，成就斐然。但是我们在服务贸易领域尚未充分发挥潜力，目前一般是一年7500亿美元左右的规模，逆差3000亿美元。首先，服务贸易每100亿营业额，有70%左右能形成增加值;货物贸易100亿营业额，只有25%左右能形成增加值。我们服务贸易加货物贸易一共是5万亿美元，总的顺差只有500亿美元。但是用增加值来算的话，我们还是亏的。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服务贸易逆差加起来一共7000亿美元。我们就占了3000亿约40%，逆差过大。其次，我们现在做的2000多亿美元的服务贸易出口，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的，缺少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和高附加值密集的品种。再次，中国的货物贸易运行过程中必然伴随的服务贸易业务，比如保险、清算结算、物流，大部分被境外企业做了。因为缺少自由贸易的制度安排，使得这一块一直做不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