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萧宿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一旦出了工伤事故，企业不敢承认存在派遣用工，工人维权难度很大。”实际操作中，派遣工申请劳动仲裁常常难以举证。 值得注意的是，劳务派遣工下井存在的安全隐患。颜烨表示：“劳务派遣工最大的问题是安全意识不强、安全技能缺失、操作不规范。煤矿领域的劳务派遣工大多是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大龄农民工，岗前培训多为一周左右，培训考核走过场之后就直接下井作业，有的一线工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全。” “矿山等高危行业存在大量劳务派遣用工，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工，安全培训跟不上，甚至根本不培训就上岗。一些矿山企业以托管方式解决用工问题，但托而不管，新疆丰源煤矿‘4·10’事故、榆林郝家梁煤矿‘7·15’事故都是托管出来的事。”2021年召开的全国安全防范工作紧急视频会议上，应急管理部相关人士这样说。 
5月23日，救援人员在山西通洲集团留神峪煤矿集结，开展救援工作。图/IC 落地难题 针对上述问题，此次发布的新规明确从劳务派遣、工程外包等方面规范煤矿用工秩序，旨在彻底管住“任何形式或变相使用”劳务派遣，严禁核心工程独立发包，全面禁止转包、违法分包，旨在从制度层面杜绝“以包代管”的灰色操作。 但在受访者看来，规定的落地会存在一定的难题。 “只要低成本灵活用工的市场需求持续存在，煤矿就会不断变换用工形式规避检查。”赵炜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部分矿企有自己的应对策略。一位在煤矿工作多年的矿工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矿场项目部仅留存简易人员名册，系统不登记派遣工人信息。”小杨也表示，大多数外包和劳务派遣人员的信息，未录入矿企的管理系统。 按理来说，每月都进行的安全检查，是能查出来的。但在留神峪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后，《人民日报》刊文称，留神峪煤矿的案例暴露了监管体系的深层失灵。一是信息不对称。企业用“两套图纸、两套监控”制造了信息黑箱。一名矿工坦言：“很多人都不戴定位卡，是因为戴定位卡就暴露了，‘隐蔽工作面’才是根本。”二是监管力度不足。有业内人士指出，对比煤炭销量与采掘进度就能发现端倪：“假如销售量明显超出采掘进度，就说明有可能存在违规开采。”但这些线索在常规检查中往往被忽略。三是“猫鼠游戏”式的检查博弈。企业掌握检查规律，遇检前通风报信、关门应付，检查结束继续生产，监管效能大打折扣。 对此，颜烨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地方煤炭企业大多资本雄厚，有可能形成官商利益共同体，从而导致监管、检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赵炜也提到，一些地方的税收、就业高度依赖矿区，政企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利益捆绑，部分地方政府缺乏严格执法的内在动力。 
5月24日凌晨，山西通洲集团留神峪煤矿矿井出入口。图/新华 能否根治行业乱象 胡勇在山西煤矿一线做劳务派遣工多年，主要在民营煤矿作业，负责井下采掘一线的打孔、掘进等业务。和留神峪煤矿的非正式工人一样，他并非与煤矿直接签订劳动合同，矿方只管按进尺结算，不管人、不管安全、不管工资发放。自所在煤矿停工停产后，他四处求职，却处处碰壁。谈及与矿企直签，胡勇表示机会很小。在萧宿看来，可能只有45岁以下、表现优秀的工人，有可能转为直签合同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