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政府应用测试逐批次深入，胡伟武意识到，国产CPU构建生态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就是苹果式的问题，放在中国的环境下，可以总结为两个问题： 一是产业离散，拼图残缺。长期以来，中国的ICT产业链基于外国的架构根基，做应用的人多，造轮子的人少。几百万精于java的程序员拿得出手，但一说到java虚拟机，则寥寥无几。同样的尴尬，也存在于API接口、QT库、甚至底层一点的计算机语言。 二是系统多冗余，少系统优化。x86和微软体系带着几十年的历史包袱，越来越繁重冗余，照葫芦画瓢地引进和使用，让信息系统不堪重负。但实际上，在新建的国产CPU+操作系统里，完全可以大幅优化，提升体验。 按照这两个逻辑，龙芯两面出击。一面，龙芯干脆自建java虚拟机、API接口等中间层，用这些关键的轮子承上启下。另一面，对于党政军的关键应用，龙芯消除冗余、提高效率。某指挥系统应用在经过优化后，龙芯的运行时间从每秒3帧提升到了30帧，比同时期的英特尔产品还要高50%。 随着生态的建立和使用体验的提升，龙芯应对住了挑战，国产CPU产业链也逐渐确立了两个原则：一个是自主可控政策划定下的“篱笆墙”内的竞争；一个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举国体制”。前者瞄准国产CPU的研发强度，后者则指向公平竞争下的全产业链建设。 随着时间推移，这两条原则成为极具指导意义的国产CPU发展框架。在这个框架内，半开放的ARM架构给出了充足的自主研发空间，且有海量移动端应用可以方便移植，凭借这两点优势，ARM派路线飞速崛起，最终迎来了一位重磅级选手，华为。 2019年初，华为发布了首款ARM架构服务器CPU“鲲鹏”，并与各省市建立了鲲鹏计算产业联盟，2020年5月，鲲鹏CPU进入中国电信采购名单。华为一如当年在程控交换机市场的打法，绑定各地电信局，共荣共存，最终凭借技术升级和渠道，完成了对交换机的国产化。 一方面，“鲲鹏”给国产CPU带来了新的突破；但另一方面，“鲲鹏”也让 “能打的只有华为” 这句席卷若干行业的话，又涵盖了一个新的领域。这里面有自豪，也有尴尬。
尾声 2018年，中兴事件爆发，国产CPU市场开始放量崛起。 在离开联想的二十多年间，倪光南始终在为国产CPU奔走。当初的倪柳之争成为了中国科技史上的一段佳话，“贸工技”与“技工贸”的纷争直到今天都是社交媒体上的话题。 倪光南当年的年轻助手梁宁，在中兴事件后把倪光南描述成了一个崇高的理想主义者，在当时引发了热议，国人无不唏嘘[6]。 1994年，随着贸易壁垒拆除，英特尔、微软等海外公司大举入华，倪光南奔波于北京上海两地，策划成立电脑CPU设计中心，尝试失败。随后，倪光南又搞了一个“方舟CPU”，类似于今天谷歌上网本的极端超前的想法，结果公务员被摊派下去都不想用，第二次尝试告败。 中国的很多高科技产业发展，大多都尊循这么几个步骤：领导殷切关怀-部委高度重视-财政天量投入-企业集中攻关-技术取得突破。大多数领域都依赖于这套中国特色的产学研模式，然而这套模式有两个关键的前提——不考虑成本，不考虑良率。 时至今日，中国半导体行业很多“达到国际水平”的成果，要么只能服务于个别的小众市场，要么评审验收之后就生锈落灰。 上世纪90年代，国际局势变化引发了社会舆论对技术自主的担忧，“自主研发”的口号响彻云霄。但胡伟武在课题组领导龙芯研发时，深处的环境是捉襟见肘的科研经费，几无根基的消费市场和陈旧落后的制造体系。更要命的是，半导体天生是一个 “一步领先，步步领先” 的行业。 换句话说，直到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国产CPU配套的基础设施都难言齐整。作为工业与科技的皇冠，CPU需要的不只是满腔热血和埋头苦干，而是产业配套、经济结构乃至综合国力的比拼。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英特尔、苹果和华为，谁的研发费用最多？谁的最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