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顾中国草书史，笔者认为，始终有两条线在交替发展，即以“二王”、孙过庭、怀素、赵孟頫、董其昌、祝枝山、王铎为代表的在用笔上一拓直下又含一定绞转的纯帖学一脉，另一脉是以颜真卿、张旭、傅山、于右任为代表的在用笔上追求篆籀绞转、以碑济帖或碑帖融合的路径。这两条道路中，前者一脉为主线，后者一脉是次线。然而，傅山之前，在草书中的篆籀绞转、碑帖融合之路是不自觉的。傅山之始，将篆隶笔法引入草书成为一种自觉。沈鹏先生在《傅山书学的原创精神》一文中说：“也许单从技法层面看，他的篆、隶书法成就比不上后来的许多名家，然而其篆、隶意趣在行草书中的融汇运用的开风气之功，可以说是书法史上少有的变革之举。如果傅山不是一位草书大家，他在书法史的地位将大为逊色。如果傅山的草书不能融汇篆、隶，他的草书成就也将大为逊色。”傅山之后，在整个社会政治背景的影响下，碑学书法全面复兴，时代几乎遗忘了草书。时至二十世纪初，于右任、沈曾植的出现，草书再度兴起。此时受二百多年碑学思潮的影响，草书中的碑帖融合已成为主流。但此时“碑”的内涵不同于傅山时代，其内涵进一步扩大，以方笔为代表的北碑用笔在草书中广泛应用逐渐成为一种主流。回顾历史，成就于右任草书地位的并不是其倡导的“标准化”草书，而是北碑在草书中的成功运用，外方内圆，刚柔相济，促使中国草书史上出现新的风格语言：方雄、宽博、苍茫、内敛……而其简省、易识的追求又大大强化了其草书高度辨识性的符号化特征。于右任草书由此铸就了二十世纪中国草书的第一座高峰，成就了百年历史的第一个草书时代。 林散之身处在于右任草书的巨大光环之下，不可能远离碑帖融合的时代大潮独善其身，他一方面临习草书阁帖，另一方面又大量临习汉碑、北碑、唐碑就是明证。然而，林散之能够成为一个时代的草书代言者，重要原因是得益于黄宾虹先生的影响。他草书用笔立足于篆籀中锋，同时又大胆将黄氏画法中皴法、墨法中的散锋绞转、干擦、宿墨引入其中，突破了王羲之以来延续近1600年的中侧、方圆、浓墨用笔体系，形成墨分五色、枯而能润、形散神聚、筋丰力遒、血浓骨老的线条风格。这种用笔很难，需要高度的控制力，有很大的冒险性，稍有不慎，就会墨浮气燥，走向反面。林散之以画法入草，是张旭、怀素、傅山、于右任等草书大家中均未有过的，他开创了大草、狂草用笔的新路。当然，林散老的成功，还在于他系统地对二王阁帖、《书谱》、怀素《自序帖》、董其昌、王铎草书的临摹，继承了草书史上二王一脉正宗笔法、草法的基因；还在于他大量临习汉碑，使其对传统“破坏性”用笔中，依然能够保持一种内敛苍涩的静穆之风；还在于其作为传统文人的诗书画修养使其作品洋溢着清健文雅之韵；还在于其年轻时万里行程的浩荡胸襟、中年后脱尘遁世的淡泊心境使其作品散发出雄浑壮美但又清净无碍的禅宗之气。 今天，我们回顾，其实林散老的草书结构、章法布局并没有多少新奇之处，乃至于在这方面供后人取法的资源极少，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缔造的一个草书时代的高度。
沈鹏先生作品 “各体融合”的“多元草书”——沈鹏草书的贡献 沈鹏先生对新时期书坛及草书的影响，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与缔造二十世纪前两个草书时代高峰的于右任、林散之不同的是，沈鹏先生面对的是一个全面走向世界、走向现代的中国。近四十年来，中国经历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政治深度改革、经济全面开放、科技日新月异、思想空前活跃，古老的中国真正走向了现代、融入了世界。四十年来，中国书法也迎来了空前的繁荣，各级书法组织纷纷成立，书法全面进入学校课堂，书法图书浩如烟海，艺术观念多元激荡，各种展览层出不群，展厅效果、视觉意识、网络信息、市场评价等各种因素深刻影响着当代书法家创作。与许多书画家不同的是，沈鹏先生首先是一位卓越的编辑出版家、诗人、书画史论家。这种素养让他以一种开放性、前瞻性、思辨性、诗意性意识来引导自己的书法创作，同时思考当代书法面临的种种问题。 长期以来，研究沈鹏先生的文章在谈到其草书的风格特征时大多倾向于“碑帖兼容”“篆隶入草”，而谈到其草书取法源头时，往往各持己见，很难有一定共识。笔者曾和张旭光先生探讨沈鹏先生的草书渊源，一致认为于右任先生对其影响较为明显，但后来看到沈鹏先生的相关访谈，他明确否认自己学过于右任，且对于老标准草书的提法不赞同。相比张旭、怀素、王铎草书的主要源于是“二王”，于右任草书的主要来源是怀素《小草千字文》与北碑融合，林散之草书的主要来源是二王、怀素、董其昌的融合，沈鹏先生草书取法的传统主体，无论是技法，还是风格，是非常多元的，我们很难简单地将其归于哪家哪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