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照往常，小时工出价到30元一个小时，招工会相对容易，但是11月7、8日两天林涛在四个500人的群里发了招工信息，只有10多个人表示了报名意愿。报名的人中，大多是八月高峰期没有进入富士康工作的人，年龄集中在30岁左右。这让林涛觉得，疫情之下，30块一小时的费用，“不够吸引人。” 富士康疫情控制住了吗？报名后能否健康工作？这是所有报名者关心的话题。 小梅在视频中解释，报名成功后，他们将进入预招工的统计名单，入职时间确定后，个人先完成一次核酸检测，然后进入当地的免费隔离点，隔离3天，三天三检，在阴性的情况下，统一乘坐大巴，点对点送到富士康，在厂区内闭环工作。  “中途可能会有人动摇。”袁飞也在富士康工作了11年，这两天他拉来了20多人。听完政策解释后，一些人会动摇，袁飞也不“硬劝”，他选择理解。 疫情之后的招工，流程更加复杂，疫情前的程序是，用身份证录入系统，面试，入职。疫情后对行程码，行程轨迹，户籍地，手机号是否为实名认证等信息都需要精准核实。 2020年春，全国疫情暴发，袁飞是春节后第一批到达厂区的员工，“去公司的时候整个区域就没有几个人。”他和同事一起合力统计工作人员的信息，核实无法上班的原因，是被封控，还是因为交通等问题。 也是在那个阶段，作为少数在厂区的人，袁飞开始在短视频平台上直播，介绍富士康内部的工作情况，直播当天涌入的人数超出他的期待。在入职9年之后，他加入招工行列。 进入富士康 任凯与富士康的连接从学生时代开始。 2011年，任凯大一，富士康郑州园区开始招工。 乘着这股东风，任凯大一寒假的时候就进厂当学生工，在富士康拧螺丝，那时候iPhone 4大卖，一部苹果手机五六千元，任凯打工一个月工资只有3000多元。当时他的打工感受是，“这辈子一定要好好努力呀，你生产这个东西，可是最后却买不起”。 郑州富士康在当地拥有三个厂区，分别是郑州航空港厂区、经开区厂区、中牟县厂区。而此次疫情的中心是航空港厂区，在三个厂区中地位突出。航空港厂区面积560万平方米，不仅仅是郑州富士康3个厂区里最大的一个，也是富士康全球所有工厂里最大的一个。生产高峰期时有多达35万工人，承担了全球约一半苹果手机的组装工作。 当时任凯身边的郑州大学生纷纷进厂打工，富士康的岗位需求大约在每年一万人左右，“但是河南想进富士康打工的学生可能有两三万人”，学生工供大于求。 任凯瞄准商机，和一家劳务公司合作，成为他们的学生代理，专门向富士康输送学生工。他在学校里发传单，立一个“富士康招工”的牌子，给学生介绍富士康的工作。大一结束的时候，他已经招到了60多个人和他一起进厂，每招一个人，他可以得到150元的提成。毕业时，他已经有一笔上十万的存款了。 任凯的成功，与当时的招工模式分不开。富士康入驻郑州时，河南省政府除了给富士康提供土地、税收等利益让渡之外，对其最急需的劳动力推行了“自上而下”的招工模式。 河南大学副教授陈肖飞在《劳动力视角下跨国公司地方嵌入与区域发展战略耦合机制——以富士康郑州投资为例》一文中称，2011年郑州富士康开始招工，那一年也是河南省农业人口省内转移人数高于省外输出人数的拐点。 初期，河南省政府将招工任务分配给了河南省各地级市政府，任务逐级下放，平均每个乡镇都需要招募30-50名工人去富士康工作，甚至还将招工的完成情况作为考核政府工作的重要参照标准。 除了按照行政层级划分招工任务，政府还将招聘任务分配到一些市场职业中介机构。除此之外，河南省教育厅要求省内各地的职业学校动员组织二、三年级的学生到富士康进行实习，以保证有充足的高素质员工队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