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撒切尔夫人后来在回忆录中谈到：鉴于1982年9月与邓小平的会谈没有进展，现在应该发展香港的民主建制，使香港实现独立或自治，就像我们在新加坡那样。 那么，他们到底在哪些地方使坏了呢？ 答案是：“法”。 在香港回归以前，在“英人治港”的旧香港时代，香港的政治体制是典型的英属殖民政体，1842年《英皇制诰》以降，一直是英国总督独裁和专制，香港同胞即香港本地华人的政治参与权利极其有限。 正是在1982年，港英政府突然“开恩”，成立18个有民选议席及具备咨询功能的区议会；1985年，又将各区议会民选议员人数增加至整体的三分之二，主席也由选举产生；1991年，进行部分直选；1992年，末代总督彭定康不顾中方强烈反对，悍然单方面宣布所谓的“政改方案”，改变《基本法》规定的公民团体选举的间接选举性质，取消法团投票，变相扩大直选名额。 一些人甚至开始幻想，把香港作为对中国内地“民主化改革”的桥头堡。 中方对此早有警惕，在1992年10月8日,即彭定康推出所谓的“民主化改革”方案的第二天，中国就发表声明，香港的“特殊价值是经济中心，而不是政治中心”。 邓小平指出，“确实有人想搞乱香港，搜刮香港，留给我们一个烂摊子；想把香港变为一个政治纷争的中心，来和我们讨价还价。我们可以明确地告诉他们，你们办不到，你们对我们的决心和能力缺乏基本的了解。我们准备再造几个甚至十几个香港，我看只要政策对头，用不到十年，这就体现了我们的力量和自信。” 1992年开始，“十几个香港”果然在未来的20多年内快拔地而起。 这时候的深圳是一片热土，董明珠正在大街小巷挨家挨户地销售电器；柳传志正在为联想的新产品发愁；美的电器成为全国第一家由乡镇企业改制而成的上市公司；华为正踩在自己真正的起跑线，年销售突破了1亿元，但任正非又孤注一掷地投入JK1000交换机的研发，而且发誓如果不成功就从窗户跳下去…… 奇迹的背景是巨大的资本落差，以及由此形成的投资势能。 1980年，香港人均GDP就已达到20000美元，而珠江三角洲的人均GDP是人民币786.36元。 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大量香港制造业跨过罗湖桥北上，产生独特的“前店后厂”模式，内地依靠低地价、低工资、低成本、特区的特殊优惠政策，大力吸引希望进行产业转移的港资。 但随着整个广东乃至全国的产业不断升级，香港的制造业逐步消失，香港主要的制造业大约80%以上的工厂或加工工序转移到了广东，其中转移到珠三角的占94%。 港资启动了珠三角的工业化进程，导致了珠三角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创造了众多间接经济效益，比如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在珠三角的外溢效应，珠三角基础设施建设的快速发展，以及珠三角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快速提高。 1980-2003年，以当时价格计算，珠江三角洲的GDP总量由133.25亿元增加到11341.13亿元，人均GDP由786.36元增加到39782元，平均每年分别增长21.3%和18.6%。 世易时移，继续抱残守缺是没有出路了。 10 坦白讲，今天的世界，中国的“斗法”对手，根本不是英国，轮不到它，时代早就变了。 所谓布林肯这种自己屁股不干净的货色，也根本不是我们“斗法”的对象。（关于布林肯的屁股，可以看何师父之前的内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镰刀人生》）。 在国际事务间，“法”看上去很强硬，实际上是层面较低的斗争，仅仅是“嘴炮”的升级版，起到使绊子、下黑脚的作用，真正决定胜负的，还是军事和经济层面上。 在和平年代，一国的经济水平和其工业核心竞争能力，才是最高级的“法”。 以邓小平说的十年期为例，1992年到2002年十年间,珠三角农村居民纯收入由1722.31元提高到5564.80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由1940.43元增加到12241.93元。2003年的珠三角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达到36.46%,已进入联合国粮农组织划定的富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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