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中方被制裁官员，包括一些被制裁企业纷纷表态不怕美国制裁。 这绝非盲目傲慢，原因在于，欧美自己搞出来的“强权即公理”（Might is right）当然是强盗逻辑，但是与自身诉求、所处地位相匹配的Might，至少是一种必要非充分条件。 其Might，也就是对外挥动的大棒，最主要的是一套三件，分别是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 这三件套都是所谓“法的程序正义”的前提，当1841年和1901年的辛丑年时，中国全面落后于西方，只能忍气吞声一途；当1961年，我们的军事实力和意识形态能力提高后，就可以参与斗法。
2011年12月，驻香港部队举行新装备展示活动 当2021年时，我们甚至于可以积极参与制定“公理”，因为，经济才是硬实力的最佳保障。 美国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即将进入第三个年头，中国经济越打越强，不但仍然是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仍然是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仍然是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且在新冠疫情背景下成为全球产业链最靠谱的支柱——中国官员说不怕制裁，显然是有底气的。 剩下的只有意识形态武器，这也是希拉里任国务卿时期要“重返亚太”倚仗所谓“巧实力”的主要抓手。 美国确实曾经这样调动筹码。 2010年2月，美国调中亚“颜色革命”干将之一，驻吉尔吉斯大使期间成功策动“郁金香革命”、推翻阿卡耶夫的杨甦棣（StephenMarkley Young）任驻港澳总领事。
杨甦棣 杨甦棣上任后的首场公开演说，就高调说明来意，他说，“香港现在有机会向前迈进，在2017年行政长官选举及2020年立法会选举中推行普选……尽早在直接选举中推行普选。推行真正的民主化改革，从来不是件容易的事。” 为2014年以争取“双普选”为由发动“占中”打下伏笔。 杨甦棣的喽喽们——包括所谓“占中三子”法律界戴耀廷、宗教界朱耀明、学术界陈建民；以及陈方安生、李柱铭、余若薇等一干政客及其徒子徒孙；再加上满城满街所谓“本土派”草根年轻人，都是英国“光荣撤退”的遗产。 但是他们现在应该已经明白，“遗产”无法改变未来的大势，只能是“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7 再由此上溯中英之间在上世纪80年代的外交交锋，我们会看到“斗法”胜利的另一个关键性因素：大国领袖。 假如说，军事、经济、意识形态三件套只是客观条件，那么，斗法局中的主角们的心态、眼界和能力，则是软件三件套。 1980年代，英国人心急如焚。 按照1898年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规定,租期“99年”的“新界”1997年6月30日届满。 面对“九七大限”，港英当局从70年代末期开始就已经承受着前途无定的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压力。一轮轮移民潮、逃资潮对香港的稳定、繁荣产生冲击。 由于新界所有批地契约，均于一九九七年新界租约届满之前三日到期。新界的批地契约年期日渐减短,而香港政府批出新的土地契约时,亦不能跨越一九九七年的期限。 凡此种种，都清楚显示可能令投资者裹足不前和损毁信心。 1979年3月，第25任港督麦理浩访问北京，在与邓小平会见时，再次以同样的询问方式，直接要求邓小平对香港九七前途表态。 邓公大智慧地把问题分为两个方面：“在土地契约问题上，不管用什么措辞，必须避免提到‘英国管治’的字眼。”另一方面，“我们把香港作为一个特殊地区、特殊问题来处理。到了1997年，无论香港问题如何解决，它的特殊地位都可以得到保证。说清楚一点，就是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因此，请投资人放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