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视觉中国 消费欲望越强越是手头“缺钱” ——烟酒非高档不要、服饰非大牌不买 与同龄同事在工作后攒钱买房、立业成家的人生规划相比，王万里始终没有安顿下来的明确打算，他既没有结婚，也没有在本地置办房产。相反，在执行局工作的短短两年间，他不遗余力地包装自己，大量购买名牌衣服、鞋子和包，花去的工资和贪污挪用的公款累计将近60万元。 调任执行局后，头脑灵光的王万里很快掌握了执行案件的操办流程。与民事审判庭的工作不同，在执行局，王万里经常要与案件当事人密切接触。有的当事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私下时不时就给他送烟送酒，几乎天天都有饭局等着他。看到一些民营企业老板住别墅、开豪车、用奢侈品、吃高档餐，王万里感到自己的外表比较寒酸，融不到老板的圈子里，而眼前灯红酒绿的生活又让他如痴如醉，羡慕不已。这段时间的“大开眼界”促使王万里的消费观念快速发生转变。他认为，“体面的工作当然应该与富裕的生活挂钩。自己有着公务员的好工作，但生活品质却远远不如来巴结奉承的老板。如果穿着打扮高端些，至少外表上与有钱人的差距就不会那么大。”可是，老板们一件衣服、一双鞋，就抵得上王万里一个月的工资，心有不甘的他，决定将手伸向案件执行款。 “在当时的执行案件办理过程中，当事人双方信息的不对称和执行干警对案款的处置权，使得案件当事人都围着执行干警转。执行款先给谁、后给谁、给多少、怎么给，甚至给不给，很多时候都是执行干警说了算，这就给了王万里作案空间。”办案人员介绍。 那时，王万里给自己明确了一个“高档的定位”，衣服、鞋子、手表、包都要名牌，烟要抽中华，酒要喝茅台。身边的朋友曾经提醒他，年轻人的收入支撑不起一天一包软中华，他满不在乎地表示自己只是“抽着玩儿”。父母来到王万里租住的房子时，惊讶于儿子有这么多看起来价格不菲的衣服和鞋，他都用“朋友送的”搪塞过去，把父母蒙在鼓里。 奢侈品搭建起的高品质生活，对王万里具有毒品一样的诱惑力，让他耽溺于享乐而无法正视自己现实的经济能力。到后来，吃穿用度上追求高档名品已经演化为他的日常消费习惯。在执行局工作期间，他每个月都要买新衣服，花销维持在三四万元。下班之余，同住的人注意到，王万里经常刷鞋，在客厅里摆成一排，边指边说，“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质量就是好。” 直到被留置，王万里都没有认识到其消费观念的错误，还沉浸在对奢侈品的享受炫耀中。当蓟州区监委工作人员将他带到留置场所，迈过一道门，他特意弯腰在鞋上拍了两下——那是一双始终让他感到“特有面子”的路易威登皮鞋。
图：视觉中国 贪占次数越多越是泯灭天良 ——连伤残老人的救命钱也拿 法律专业毕业的王万里，工作第一年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还曾凭借突出表现，获得了天津市法院系统先进个人、天津政法系统优秀公务员等荣誉称号。贪污、挪用公款是违法犯罪行为，他不是不知道。用他自己的话说，刑法关于贪污贿赂罪是如何规定的，他“心里像明镜一样”。 但是，王万里对法律却没有一丝敬畏，以为在法院工作就是进了“保险箱”，入职宣誓时“恪守法官职业道德、遵守法官行为规范”的承诺，也早已被他抛之脑后。作案之初，他就计划好先将钱款挪出来，只要自己使用且在一定期限内归还，就不会入刑。由于每一次挪用都没有人发现，王万里再没有想过归还的事。在奢侈消费的诱惑下，他从侥幸逐渐到放纵，理所当然地将一笔笔执行款收入囊中。在他心中，法条不但没有变成个人行为的有效约束，懂得裁判标准的他反而在违法犯罪的边缘一次又一次试探，最终突破底线。 “执行员知法犯法，利用手中职权贪占执行款，是缺乏基本职业道德的表现。”办案人员介绍，“但像王万里这样，不管当事人是朋友，还是瘫痪在床等着用钱的病人，能拿走的钱他都要占，完全无所顾忌，可以说到了道德沦丧的程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