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上学路，两种制度间：深港跨境学童的迷惘与追寻(4)
专题 | 发布时间：2020-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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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不少跨境学生会等候跨境朋友一起过关。 跨境学生和本地同学有各自的圈子，她两边都聊得来，但又不是很聊得来。 本地同学讨论的TVB热播剧，她有些看
不少跨境学生会等候跨境朋友一起过关。
跨境学生和本地同学有各自的圈子，她“两边都聊得来，但又不是很聊得来”。
本地同学讨论的TVB热播剧，她有些看不到；他们从小看日本动画片，而她看《黑猫警长》；他们聊《高达》时，她在聊《铠甲勇士》……“基本上成长经历都不同，你让我们怎么聊？”
中学第一天，她被同学问到有没Facebook，本地同学常用的Instagram、WhatsApp等社交软件，她一个都没下载，还是习惯用微信、QQ，逛贴吧、知乎，刷微博、B站。这两年新潮的粤语和梗，她也不懂。
她发现，班上活跃的大多是本地学生，一些跨境生因为语言问题，丧失了表现机会；有的老师也更喜欢叫本地学生回答问题。
她曾尝试过融入本地同学的圈子，发现看法、价值观很多不一样——这样的差异同样存在于与内地同龄人之间。
中四女孩张子涵从中一开始跨境，至今没能融入本地同学。平时她一个人上学，周末在家打游戏或约以前的内地朋友玩，学校活动能推就推。
另一名中四女孩平时看不少香港新闻，却仍觉得“除了学校，整个环境很陌生”。
“他没什么社交。”叶菲说，小龙每天下午到家已到6点，小区的内地孩子已经玩过了，没人跟他玩；在香港，也只有同学课间说说话。有时，他会抱怨“没什么朋友，没得玩”。
周末，他通常会学英语、钢琴、篮球，有时也参加跨境学童服务中心组织的活动——这几乎是他唯一的社交平台。
2009年，香港国际社会服务社及深圳市罗湖区妇联合作成立了罗湖区跨境学童服务中心，为跨境家庭提供法律咨询、亲子教育、少儿培训等服务。十余年来，累计服务超过十万人次。
中心负责人、香港服务社内地服务发展总监王艳冰介绍，服务中心有20余名香港社工，帮助深圳跨境学童及家庭学习英语、粤语、繁体字，搭建跨境家庭互助网络，组织培训、赴港亲子互动等活动，让他们更了解、融入香港社会。
2019年3月21日，深圳罗湖区跨境学童服务中心组织学童父母到文锦渡口岸参观，了解通关注意事项。
小龙每周六会到中心补习英语，叶菲也会带她参加中心组织的活动，多认识些朋友。
担忧
2019年3月上映的电影《过春天》中，16岁的跨境学童佩佩，为了赚钱去日本看雪，成为一名“水客”， 将手机塞书包或绑身上，从香港偷带进深圳，从中获取酬劳。
现实中，当年2月23日，一名12岁女孩，书包中藏着142支孕妇血样，出境去香港时，被罗湖海关工作人员发现。女孩称受人委托帮忙带出境，过关后交给一名叔叔即可拿到报酬。
小岑上小学时，老师常嘱咐他们，“保姆阿姨给你塞东西，不要拿，不要走水货。”
她听说，一些保姆阿姨会往小朋友书包里塞烟酒之类的东西，到了后再拿出来卖给水货佬；还有中学同学，因为走水货被抓。有一次在车站，她亲眼看到一个中年男子，将几十部手机绑腰上、腿上，然后用衣服遮住。
叶菲觉得，水客们的行为会破坏跨境群体的名声。
事实上，从生下孩子的那一刻起，她一直担心，孩子会因“双非”身份被贴标签，“这是我最怕的”。
2001年时，“双非”儿童只有620人，到2011年时高达35736人，导致香港医疗资源紧张，本地孕妇床位难求，本地学生学位紧张，引起部分港人的忧虑和不满，这些情绪被转嫁到跨境群体身上。
很多跨境父母不愿让人知道自己的“双非”身份，“有时我们会觉得是不是占用人家资源，不敢有什么要求了。”
在网上，叶菲看到了一些不友善的言论，她觉得委屈，打定决心做个无感的人，“忽略我们，也许对我们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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