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24日21点55分 ，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班级群里，收到了班主任的一则通知，要求从1月25日开始，学生如有体温超过37.3度 ，咳嗽，呼吸困难症状，需在每天上午9点30分前如实上报班主任。

这则结合了区教委指示和学校具体情况的通知，是数个小时内赶制出来的。1月24日下午，北京宣布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一级响应机制。

截止1月24日下午14时，北京累计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例29例。

具体的响应内容，主要是落实到各机构和个人的健康监测与排查。基层组织工作的执行力度被提高到空前的位置，以便“无死角”地追踪任何相关信息。

以排查从疫情发生地区回京人员为例。排查采用属地责任制为主、单位责任制为辅的模式，按照从市、区、乡镇到街道办事处，逐层摸排辖区内的人员来往情况。凡从疫情发生地区回京人员被要求居家观察14日。

同时被列为重点排查场所的还包括各交通枢纽和酒店。响应机制要求航空、铁路、长途客运等运输经营者和公路进京检查站，登记来自疫情发生地区人员的姓名、来源地、来京居住地、联系方式等信息。接触外来人群的宾馆、旅店等提供住宿服务的机构执行同一套标准。

该机制同时要求旅客配合上述个人信息登记方案，如实提供情况。任何机构或个人不配合管理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将被追踪法律责任。

相较于武汉，北京有更多的医疗资源和更少的确诊病例。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医疗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蔡江南认为，在资源较为充分的情况下，采取这样的排查举措，以及要求接触过离汉人员的人去医院检查是必要的。不过，他同时也认为，媒体——尤其电视和广播媒体，在此次公共事件中没有得到有效利用。

“更好地利用媒体，比一家家地堵人效率更高。”蔡江南说，在美国，有类似公共事件发生时，通常会有一个专门的新闻频道，全天24小时用来做公共卫生常识教育，提供专家采访，向老百姓普及如何戴口罩、如何洗手、如何对待野生动物等。

但这类内容在国内太少了。根据蔡江南的观察，钟南山院士接受电视采访后，公众情绪得到快速稳定，不过其后这类内容就从大众眼前消失了。优质内容的稀缺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疫情中心武汉目前出现的医疗资源挤兑——在恐慌状态下，健康人士也可能因为心理作用而让自己呼吸困难。

如果来自专家、官方、大众媒体的信息不够，公众就只能从社交媒体上获得片段性的、由非专业人士制造出来的信息。从政府到媒体、专家，中国在应对此类公共事件时都显得有些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