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范金融风险的任务要追溯到2017年。2017年4月25日，中央政治局首次以“金融安全”为主题进行集体学习，提出中央、地方各司其职，形成“全国一盘棋的金融风险防控格局”。 这是一次对金融风险防范的定调，2017年10月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界定了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事权范围，要求强化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并将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的监管范围调整为“7+4”，具体为： 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区域性股权市场、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实施监管，强化对投资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社会众筹机构、地方各类交易所等的监管。 进入2018年，全国各地金融监管局密集挂牌，同时，7位金融副省长到任，规范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和预算管理、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工作的文件也密集下达。 直到今年，防范金融风险数次被提起，2019年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培养、选拔、打造一支政治过硬、作风优良、精通金融工作的干部队伍。 目标和责任主体越来越明确，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各地金融监管部门挂牌，地方金融监管被赋予了更高的监管权限和监管职能，地方需要懂金融的官员。”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法与金融室副主任尹振涛分析，这波副省长的密集任命是顺势而为。 毫无疑问，这群金融副省长将成为压实地方责任、防范金融风险的操刀者。事实上，金融系统干部“下派”地方任职，多年前就有先例。 辽宁、山东、浙江、江苏四省都曾出现有过金融干部到地级市“挂职”的举措。2013年3月，时任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履新山东省长时，就曾从中央金融系统选派干部到山东挂职，向山东省各地市空降“金融副市长”。 官方数据显示，山东省金融业增加值从2012年1936.11亿元，提高到2015年3130.6亿元，增长61.7%，改革成效可见一斑。 此外，江苏在2015和2017年，实行了两波金融系统和地方干部双向挂职活动，用金融智慧助推地方经济发展，成绩斐然。 事实上，这些都只是政策性银行、五大行等机构与地方政府进行干部交流的缩影，一般采取金融系统干部到地方“挂职”的形式，而“挂职”的地方政府副职一般都在市县一级。 这16位副省长的任命与之前的“挂职”平级调动不同，他们大部分是升职。据21世纪经济报道，按中编办“三定”方案，“一行两会”均为正部级。 据公开信息，金融类央企并无行政级别，但五大国有银行、政策性银行的董事长和行长，通常被视为副部级或享受副部级待遇。这些金融副省长大部分从国有行副行级干部履新副省级干部，算是提拔使用。 以往“挂职”考量更多的是发挥金融干部的金融才能，助力地方招商引资，助推经济发展，而这波金融副省长，在全国金融一盘棋舞台下，防范、处置好地方金融风险的大环境下，提拔到省级任副职，分管金融，种种迹象表明，他们的承担的责任更重大。 防患金融风险 防范、处置地方金融风险，是这些金融副省长的第一要务。 毫无疑问，地方政府债务是地方金融风险最大的灰犀牛，像是一颗不定时炸弹，如何安全拆弹，考验的是副省长们的金融智慧。 地方债务的源头要追溯到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中央财权集中后，地方财政面临“钱少事多”的尴尬，1995年实施的《预算法》又不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长期的收不抵支让地方政府另辟蹊径融资，各地融资平台出现，地方政府也就踏上了用金融手段解决了自身财政收支不平衡之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