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觉得全球合作的必要性在这次疫情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希望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识到，我们此前在这方面的投入还远远不够，但我们需要加大投入，为下一次大流行病尽快做好准备。尽管这可能需要数十亿美元，但这是一桩“划算的买卖”，因为这等于买了一份可以避免数万亿美元损失的“保险”。 问：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超过了1亿。在你的年信中，你再一次呼吁，现在为下一次大流行做准备，并不算太早，为了做到这一点，你提到我们需要一个全球预警系统。我的问题是，鉴于世界各国在卫生系统发展方面存在巨大差距，你的建议在多大程度上可行？现有的哪些合作框架可以帮助实现这一目标？ 比尔·盖茨：是的，确实有很多工作要做。我在TED演讲中曾经简要介绍过自己的想法。遗憾的是，95%的观看都发生在这次疫情开始之后，而不是在之前。我也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了一篇相关文章，更加详细地介绍了自己的想法。 和5年前（做TED演讲时）相比，我现在有一些更成熟的想法，因为你可以做非常大规模的PCR检测，我们的一些原型已经证明，PCR检测可以以非常低的成本和非常大的规模来进行；关于抗体的想法也有了很大进展，下一步我们需要思考如何更好地协调临床试验。 这些非常具体的实地工作，正如你所说，可能是最困难的部分，我们也有像Lumira这样的诊断平台，可以把它带到非洲去，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便宜的平台，即使对于基层卫生保健中心来说都是很容易使用的。 接下来我们需要对那些非常规的死亡进行调查。我们建立了一个“儿童健康和死亡率预防监测网络”（Child Health and Mortality Prevention Surveillance Network, CHAMPS），通过这个网络我们可以分析所有不同的死亡原因，甚至收集生物样本进行类似解剖的工作，以更好地了解死亡原因，以确保我们可以知道这是不是一种新的病原体。一旦确认是，我们需要马上重视起来并开始研制疫苗和药物。 我认为在我们部署的这些新的大规模诊断平台可以见效之前，我们需要对基层卫生保健队伍进行资助，以保证他们可以一直正常工作，这样，这些正在进行疟疾或脊髓灰质炎等疾病防控工作的流行病专家们，一旦看到了流行病暴发的风险，就能立即行动。但我们需要保证他们能够得足够的工作资金，这样他们就会时刻做好准备。他们是否能够时刻准备好，发挥他们的专长，这一点非常关键。 所有这些的总成本其实不是那么巨大，一半用在研究开发，一半用于实地部署。世界应该讨论决定：这些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实地工作，应该在世卫组织的协调下进行，或者部分工作可以通过非洲疾控中心来协调和组织；筹集资金和组织工作的最佳方式是什么？ 在大家仍在思考大流行病会有多么严重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对这些问题）拿出更具体的想法，希望在5月的世界卫生大会上有更多的讨论。世界卫生大会是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政府进行全球卫生治理的主体，讨论的议题包括世卫组织的角色、世卫组织应该如何改进其工作、如何筹集更多资源、如何更好地将各个国家和各个区域连接在一起，甚至如何更好地与私营部门协作。因为对很多国家来说，无论是生产能力、检测能力还是开展临床试验的能力，都在私营部门那里。虽然很有必要，但这些工作最初并没有被很好地协调，我们的基金会很自豪地推动了一些这方面的协调工作。在这方面，任何一点时间的耽搁，都会带来生命的损失。 所以今年会是非常关键的一年，我们必须共同规划，同时着眼于两件事情：一是控制此次疫情，二是为下一次大流行病防范做好准备，投入资金以描绘更具体的蓝图。 问：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疫情造成的不平等。这场大流行病凸显了一个日益分裂的世界，并对社会、性别、收入等方面的不平等造成了更多的挑战。我们能做什么来弥合这样一个分裂的世界呢？ 比尔·盖茨：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在哪些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正如我非常欣赏的汉斯·罗斯林（Hans Rosling）的《事实》（Factfulness）一书中指出，地球上各地的生活已经得到改善。如果从全球层面看，发展中国家的改善速度要比富裕国家要快，所以实际上缩短了一些差距。 如果我们看一下疫苗，2000年是里程碑式的一年，因为Gavi诞生了。Gavi最大的三个资助方是英国政府、美国政府和盖茨基金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