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有能力将病例数尽快降下来。澳大利亚、韩国，很多不同的国家也做到了。我们应该看看这些国家在早期的应对措施和沟通方面做了哪些其他国家没有做到的工作。但除此之外，（如果我们进行过足够的模拟）我们还应该有更好的诊断工具、更快问世的治疗药物、更好的数据以及更快速的药物试验——而这些工作目前都花费了太长时间。对每个国家、全球机构、对于我们开展的合作以及对于如何沟通而言，这次疫情都给出了一长串的教训。 我们不知道下一次大流行病将会是什么时候到来。但我们知道，我所提及的这些步骤并不需要昂贵的投入。因此，我尤其盼望看到（这些领域的）全球合作，无论是通过WHO还是其他的机制进行协调，比如（疫苗的）研发工作，国家之间需要有效沟通，了解各自的重点是什么。 现在，疫苗交付这一块工作可能应该由WHO管理。因此，各国要了解WHO区域办事处是如何参与其中的，这是一项全球性的工作，需要非常高素质的人才。我希望我们都能提出建议，到了（今年）五月的世界卫生大会上，能看到一些很棒的想法。我们也应当切实呼吁各国投入资源，包括美国和中国——这两个最为重要的国家、以及欧盟国家，共同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问：你是否认为中国在控制新冠疫情方面是做得最好的？其他国家应该效仿中国模式来控制病毒？中国在哪些方面可以做得更好？ 比尔·盖茨：遏制疫情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全球合作将病毒从世界各地清除掉。中国做得很好；但即便如此，也还是要面临一些输入型病例。中国非常迅速地展开了大规模检测，发现疫情、采取行动，把病例控制到最低。 但不是所有政府都可以像中国这样做，那并不现实。中国的执行速度非常快。当疫情发生在湖北，14亿人口的国家能够动用大量资源（进行驰援），比如调派卫生工作者和建筑工人。但假设一个湖北省大小的国家需要凭借自己的力量来控制疫情，它是不会有这样的资源和能力的。所以，这种协调速度和社会配合的程度对于控制疫情确实起到了作用，使得中国其他地方的疫情规模没有发展到武汉市、湖北省当时的水平。 确实，我们可以从这次的经历中吸取教训。那么其他国家，比如：韩国采取了非常有效的接触者追踪模式，是个很好的经验。再比如：澳大利亚迅速地展开了检测，也是不错的经验。我们需要收集最佳实践案例，然后根据各个国家的情况进行调整。在几周之内建好医院是件了不起的事情，但这在非洲国家并不现实。 我认为在未来五到十年内，mRNA疫苗工厂会遍布全球各地。届时，疫苗的产能将会大到我们都无需担心现在的这些争议了，比如一些国家政府觉得自己买不上疫苗、对疫苗进行竞价、或是禁止出口。这些行为并不会增加疫苗整体的供应量。所以，我们基金会的作用主要就是增加疫苗供应量，尤其是为那些无法支付最高价的Gavi国家，这些国家里有些面临着非常严峻的疫情挑战却无法以己之力购买疫苗。 问：你会就抗击疫情对拜登政府提出哪些建议？你认为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会在他任期内得到缓和吗？ 比尔·盖茨：我对拜登这届政府班子的了解要远多于特朗普那一届。新班子中的很多人来自于科学领域，不少人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就曾与我们合作过。而且甚至在拜登正式就职之前，他们就开始听取专家意见。因此，我认为拜登政府在改善美国目前所面临的艰难处境上将会采取诸多行动。 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重新加入世卫组织。众所周知，这是一件大事。（新一届政府）他们还在讨论给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援助的事宜。这些国家不仅遭遇卫生方面的问题，在经济上也面临很大挑战，因为它们不能像中国或者美国那样，通过借贷来大规模扶持经济发展和资助福利项目。 中美关系非常重要。我希望在很多领域，中美之间能够形成强有力的双赢局面，比如：气候变化以及大流行病防范——包括终结现在的（新冠肺炎）和为可能的下一次（大流行病）做准备。当然，盖茨基金会正在与许多杰出的科研人员以及中国的疫苗产业进行对话，讨论在当下、更重要的是在未来，我们如何利用这些能力和专长来帮助全世界。这是因为中国的科技水平在持续进步，监管能力在不断提升，而且中国对全球伸出援手的意愿，不止在传染病防控的工作上，也包括农业、疟疾等很多领域里的中非合作，能够为世界带来极大的改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