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日，广州一名小学生在2024年数字文娱科技与应用展览上体验“AI学习机”。 广州市有着十余年教学经验的初中数学老师林晓安认为，“总体来说，家长的教育投资更趋理性”。如今，不少家长更注重孩子的实际需求和个人成长。她观察到，就算是仍坚持补习的家庭，“也不会加压太多，可能在90分钟课程内完成3个科目的辅导”。 既有实证研究印证了上述判断。据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国情调查中心2021年12月至2022年12月对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213个区县所做的调研，在参与学科类培训的总时长方面，85.99％的学生较“双减”前减少50％以上。 校外学科类培训带来的经济负担也有所降低。一项研究对比了2017年—2023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的数据，发现中小学生的校外学科类培训参与率显著下降，从36.1％下降至13.5％，校外学科类培训的家庭支出从1777元下降至1350元，学科类培训支出占学生家庭教育支出的比例从10.5％下降到8.4％。研究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魏易。 但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在计算支出均值时，也包含了支出为0，即没有参加校内外服务的家庭。如果剔除了未参加的样本，2021年—2023年，家庭校外学科类培训平均支出分别为9723元、8126元、9252元。 余晖认为，“双减”政策关于校外培训治理的显性目标总体得以实现，包括规范培训服务行为、从严审批培训机构和强化常态监管。 关键在校内改革 “班上有条件的都补，自己不补，还是会担心孩子的学习被落下。毕竟现在更卷了。”初中生家长吴晓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之前，她为刚上初一的儿子退掉了机构的数学辅导课，但当她发觉周边家长仍在坚持补课，且儿子学习成绩有所下降，又“火急火燎”地托熟人重新报了两个班。 教育减负的大趋势下，家长对教育的焦虑感仍难以根除。马学雷分析道，这是一种“不安全感”，其中不仅包含“争抢”优质教育资源的决心，还隐含对孩子未来发展的忧虑。
2023年5月12日，首都师范大学的学生们带课进入北京的部分中学，为各年级学生提供具有各学科特色的趣味课程，丰富校内课后服务内容。 一部分高收入家庭甚至陷入学业负担难减、经济负担增加的窘境。余晖将这种现象概括为“逆向增负”。这类家庭往往参与意愿较强，倾向于维持原有负担或自我增负，同时具备维持密集化校外培训的经济条件。 余晖指出，相较农村地区，城市地区往往有更丰富的校外教育资源，尽管教培治理成效显著，家长们仍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接触到所需的教学资源。他曾在2022年对广州、深圳、南昌、佛山等地共计2391名家长、教培机构老师、大学生家教开展问卷调查，结果显示，37％的家长愿意接受一对一或小班化家教作为原校外培训班的替代形式。 魏易的前述研究显示，“双减”政策实施以来，中小学生开始转向校内课后服务。但与此同时，高收入家庭正投入更高成本让孩子继续参加课外培训，其子女所在学校往往也能提供更优质的课后服务，与低收入家庭拉开差距。 该研究发现，从校外学科类培训来看，“双减”主要作用的是中等偏上的收入群体：对于收入水平位于60％—80％区间的家庭，政策使其在校外培训参与率和家庭支出上显著降低；对收入最高的20％家庭，政策没有显著影响。据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此前数据，收入最高的5％家庭中有60％为子女购买了校外培训服务，校外培训支出占子女教育支出超过50％。 这是否意味着会进一步加剧教育分化？余晖认为，这背后有着更深层的结构性问题，不能纯粹放在减负政策的背景下去看，一时之间亦难以解决。马学雷指出，校外学科类培训问题的根源在于校内教育。“培训机构只是提供服务，满足了学生和家长的需求，如果需求没有消解，供方无非是换一种形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