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充足、民意沸腾，但定罪“跪杀”非裔的警察仍有几道难关(2)
国际 | 发布时间：2020-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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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控辩双方交锋的焦点：行为和意图 在美国独特的定罪协议制度下（亦称辩诉交易），95%的刑事案件都会以检方和被告达成定罪交易结束。控辩双方就定罪
控辩双方交锋的焦点：行为和意图
在美国独特的定罪协议制度下（亦称“辩诉交易”），95%的刑事案件都会以检方和被告达成定罪交易结束。控辩双方就定罪、量刑讨价还价（bargain），以被告人认罪为条件，换取从宽处罚的结果。这一制度旨在用最少的司法资源处理更多的刑事案件，提高司法效率，也使检方能够避免在法庭上面对陪审团的不确定性。
在肖万的案件中，考虑到充足的证据和高涨的民意，检方几乎肯定会选择上庭。庭审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口头辩论，双方将从不同角度检验证据，最终由陪审团决定是否定罪，法官量刑。
为了定罪，检方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行为和意图。
在凶杀案中，行为上检方需要证明被告的行为直接导致了被害人死亡。在此案中这可能成为一个问题。6月初，明尼苏达州官方和弗洛伊德家人聘请的专家发布了两份不同结论的尸检报告。
官方报告在弗洛伊德的血液中检测出了芬太尼和安非他命，认为弗洛伊德的死亡是警察身体压迫、本身健康问题和其他有毒物质的共同作用。芬太尼和安非他命都是止痛药中的常见成分，但辩护律师可以利用这一点声称弗洛伊德是因吸毒而导致的死亡。官方尸检也显示弗洛伊德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这一健康问题也可能成为辩护的重要论点。
由弗洛伊德的家人聘请的医生进行的私人尸检则认定，他的死亡不仅仅是因为肖万对他颈部的压迫，也有另外两名警员对他施加压力的原因。私人尸检将死亡原因定为机械性窒息。虽然双方都将准备医疗专家证人，但肖万所使用的姿势是多地警方明令禁止的危险技巧，很多人显然会认为这与弗洛伊德的死亡有直接因果关系（编注：6月5日，根据明尼阿波利斯市和明尼苏达州当局协商的改革方案，明尼阿波利斯的警察今后将被禁止使用“锁喉”）。现场的三名警官也可能为了减刑而出庭做证，指出肖万的行为确实直接导致弗洛伊德死亡。
证明意图则更加困难。由于普通法中的犯罪意图原则（mens rea），杀人的具体罪名和量刑取决于凶手在行凶时的心态。因此，醉驾和冲动杀人等罪行相比于谋杀的刑罚较轻。在此案中，预计检方将从肖万对弗洛伊德呼救的冷漠态度入手，证明他满足“不顾人类生命的败坏之心”的定罪要求。为了应对这一罪名无法定罪的可能性，检方也提出了二级杀人罪，这一罪名的定罪标准不需要证明肖万的意图，只需要证明他在执法过程中有重大过失，造成了“不合理的风险”。
肖万的律师则可能利用报警录音，报警人在录音中说弗洛伊德喝得很醉且无法控制他自己。而警察到达现场后，弗洛伊德抗拒上警车，且在被压在地上之前就已经抱怨呼吸困难。辩方将以此证明肖万的行为是必要的，也因此才忽视了弗洛伊德的呼救，他并没有杀死弗洛伊德的意图。双方将就肖万行为的合理性展开交锋。
陪审员、警察工会，公平审判的两重障碍
这一案件所面临的另一挑战是能否进行公平的审判。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赋予了所有公民在刑事案件中被公正的陪审团审判的权利，但在诸多政府官员已经谴责肖万且公众都对他十分厌憎的情况下，挑选无偏见的陪审员将是艰巨的任务。
这一权利的具体标准是由1956年的谢泼德诉俄亥俄州案（Sheppard v. Ohio）判例而来。谢泼德以其被指控的谋杀罪被改编成了电视剧和电影、陪审团受此影响对他带有偏见为由上诉至美国最高法院，并在初审10年后获得了重审的权力。在后续案件中，联邦法院对于公平审判的标准愈发严格，尤其对于政府官员表态所造成的影响格外关注。但明尼苏达州法院对于媒体报道造成的偏见并没有采取同样的严格标准。
这一问题有两个可能的解决方案。第一个是增加律师对陪审员的选择权，并由法官剔除可能有偏见的陪审员。这正是明尼苏达州在2018年明尼阿波利斯警察穆罕默德·努尔（Mohamed Noor）出警时枪杀报警人一案审判中所采取的策略。
另一方案则是更改庭审地点，将庭审转移到相关报道较少的地区并从当地选择陪审员。但对于肖万案件的报道几乎覆盖了全美国所有报纸的头条，因此转移地点的意义不大。这一方案也在大众传媒更加普及后鲜少使用。但四名被告依然有可能要求转移，或要求挑选陪审员时降低有色人种的比例。如果要成功提出这些要求，他们可能需要出示专业陪审员分析报告，或证明由于公众情绪，在案件发生的亨内平郡无法进行公平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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