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院刊︱刘潞：从乾清宫功能变化看清廷的理政制度(4)
文化 | 发布时间：2020-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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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代奏事制度，因清帝各人的理政方式不同而差异甚大。康熙朝皇帝多是乾清门御门听政，部院大臣奏事，一般是持折面奏。《起居注》中曾有康熙皇帝因
清代奏事制度，因清帝各人的理政方式不同而差异甚大。康熙朝皇帝多是乾清门御门听政，部院大臣奏事，一般是持折“面奏”。《起居注》中曾有康熙皇帝因奉太皇太后与皇太后避暑瀛台，无暇御门听政时，明确要求“各部院奏章俱交内阁转奏”的记录。其中一个“转”字，表明各部院大臣上奏，是各自持折面奏。至三十二年，情况依旧如此。这年十二月，玄烨以部院大臣中有年迈者每日入朝太辛苦为由，下令“自后，年六旬以外大臣，令其量力，间二三日一来启奏。至折本内遇紧要事，朕有上谕传进，尔等方来请上谕，若无朕上谕，尔等将折本汇齐，亦间二三日一来启奏。”大臣们遂提出可将奏折交送内阁：“臣等敢请每日奏章，交送内阁，皇上隔三四日御门一次。听理引见人员与绿头牌启奏诸事。”这说明，直到这时大臣上奏仍各自持折，尚未形成前述批本处一节中所述，奏折需由内阁五所经批本处再呈奏的制度。奏事时，大臣需先向内奏事处递交绿头签，即写明奏事者身份姓名的牌签，以便皇帝明了此折为何人启奏。上述康熙三十二年十二月的君臣对话表明，绿头签制最晚于康熙朝就已建立了。
随着雍正帝将理政中心迁入养心殿，设立军机处，清帝理政方式逐渐定型，奏事制度也逐渐健全。据嘉庆朝文献载，奏折是拂晓时分在乾清门递呈。乾清门会在“寅正”即黎明4点开启，开门前，奏事处的章京早就“豫俟于门外，门启，乃接折”。在京各衙门的奏折，均需存放于黄色折匣内，若所奏内容为机密之事，黄匣处还需加封。而外省的奏折，“皆固封加贴印花，外加夹板”。
世代居住京城的光绪朝举人震钧，对奏事制度有生动的记录。兹抄录入下，或有助于我们对清廷奏事之制有更感性的了解：
内廷奏事之制：每日子正，部院各以笔帖式持折，至东华门外少候。门启，随奏事官以入，至景运门内九卿群房，以折匣及本衙门印片一纸同交奏事官，奏事官登之于簿。少顷，乾清门启，奉之以入，至内奏事处，交奏事太监以达御览。时不过丑正也。乾清门石栏上置白纱灯一，递事者以此灯为表缀，若灯移至阶上，则事下不久矣。少顷，奏事官徐奉而出，高呼曰接事！则群集以俟。奏事官呼某衙门，则某衙门人前，奏事官手付口传，曰依议，曰知道了，曰接事，曰另有旨。
“时不过丑正”，即午夜两点，远超嘉庆朝的递折时间了，早得有些违背常理。震钧的描述，让我们对光绪时期奏事制度有了新的了解。其背后或有更多隐秘，因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笔者将另行探讨。
建筑功能转换与制度变迁背后的动力
上文我们讨论了乾清宫功能变化的过程，也讨论了功能变化所导致的御门听政等制度的确立，及懋勤殿、批本处、内奏事房的设立。下面，进一步讨论乾清宫功能变化的动力、变化与执行者的关系、变化对清代宫廷制度产生的影响。
“御门”地点的选择，可以是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的一个视角。
上文已述，御门听政是清入关后采取“清承明制”的产物。按此逻辑，清代御门听政亦应属常朝仪并安排在太和门。而且，太和殿已修葺完毕，具备了理政条件，康熙帝正是先在太和殿举行亲政大典后，才于乾清门行御门听政之制，《清圣祖实录》记载：“上躬亲大政。御太和殿⋯⋯是日，御乾清门听政。嗣后日以为常。”显然，清代的御门听政并非完全承袭明制。在清制中，此制位列宫廷仪典而非朝政大典。
既然太和殿已具备了理政功能，为什么“听政”之处，既非太和殿，亦非玄烨彼时的寝宫称“清宁宫”的保和殿？反而选择了两年后才会入住的内廷乾清宫之乾清门？目前尚未发现直接的文献证据，但我们可根据当时的情况进行分析。康熙六年时，宫廷大事的实际决策者，除鳌拜等四位辅政大臣外，最重要是太皇太后，她经历了太祖、太宗、顺治与康熙四朝；太宗朝17年盛京宫廷的变化，对彼时身为永福宫庄妃的太皇太后的思想，必定产生深刻的影响。
天聪十年，皇太极称帝后，“定宫殿名，中宫为清宁宫、东宫为关雎宫、西宫为麟趾宫、次东宫为衍庆宫、次西宫为永福宫、台东楼为翔凤楼、台西楼为飞龙阁、正殿为崇政殿、大门为大清门、东门为东翼门、西门为西翼门、大殿为笃恭殿”。位于清宁宫正南的崇政殿，从此成为皇太极常居之处。从名称上看，崇政殿为“正殿”，当年为太祖所建之笃恭殿（即大政殿）为“大殿”，可见两者是有区别的。从功能上看，两者差别亦颇大。笃恭殿是举行更为正规礼仪或重大军务之地，如皇太极称帝上尊号、“颁诏大赦”、凯旋献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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