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趋势上看，李洁认为，可再生能源发电已经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未来在电力系统内必将取代煤炭成为电力的主要来源，而煤炭将逐步转型为辅助调节或者备用电源。“对于电力行业来说，‘去煤’转型的难点主要体现在如何协调各种灵活资源，安全稳定地将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提升到很高的比例。”李洁说，“以我国为例，现有的输配电基础设施尚不能在省内、区域内及全国范围内实现各种资源的有效互济。储能技术总体成本较高，而且零碳长时储能还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另外，已有的电力市场机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来帮助实现各种电源的成本和价值体现。可再生能源电量的价值、储能的价值、煤电的辅助服务和容量价值等都需要相应的机制和体制来协助落实。”
而工业领域现阶段出现的用煤下降趋势，在李洁看来并不是因为有更清洁的能源替代，只是短期内需求下降所致。“钢铁、水泥、煤化工等高煤耗行业的煤炭替代技术大多未实现商业化和规模化，很多尚处于试验和试点示范阶段。从长远来看，工业领域的‘去煤化’在技术方面仍面临着较高的不确定性，未来的转型要仰仗关键技术及其经济性的突破性发展。”
我国“去煤”转型潜力巨大
李洁表示，尽管情况各不相同，但国际上仍有许多经验和案例可供我国参考借鉴。以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为例，该国对煤炭的依存度也相当高，据李洁介绍，为了“去煤”，德国政府委托成立了退煤委员会，并于2020年通过了《退煤法案》。德国政府还制定了相应的经济补偿计划，一方面通过直接投资和经济补偿对转型受影响地区提供资金援助和转型支持；另一方面则通过补贴加速煤电产能退出，建立了一个拍卖系统，通过拍卖的方式让电厂经营者选择是否减少产能或者提前退役，并为此获得经济补偿。
打造更为成熟有效的碳排放交易市场也有助于推动“去煤”进程。“碳市场配额设置较严、碳价相对较高，能有效提高化石能源，特别是煤的使用成本，从而提升零碳替代方案的市场竞争力，这将为煤电的退出起到关键的驱动作用。”李洁向记者表示。
另外，由于我国在发电和工业领域的技术上都已经达到了很高水平，末端治理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李洁认为，我国在节能和传统污染物减排方面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可以通过发展二氧化碳的捕集、封存和利用技术来帮助减少碳排放，相关技术储备对于将来实现碳中和也是必不可少的。
李洁强调，煤炭转型势在必行，而随着全球对碳中和目标与路径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对煤炭转型的认知也应该更为理性。“首先，煤电退役不代表这些资产要被完全废弃或者毁掉，煤炭相关基础设施仍有很高的备用价值，这次欧洲能源危机就凸显了这一点。其次，平稳转型事关重大。资金不能只用来支持新的低碳技术，要并重支持转型安置。以煤电厂为例，无论是降低发电小时数、从基荷电源变成主要负责调峰和辅助服务，还是做容量服务、转做灾备，乃至提前退役，其贡献和价值都应该得到承认和补偿。”
文 | 本报记者 李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