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不是一个静态的指标，现在整个中国的近视率还在上升，如果我们放任不管的话，可能到2030年小学生患近视比率就不是38%了，可能是百分之四十几。所以要每年降低0.5%还是很难的。”王宁利说。 在王宁利看来，需要拯救的不仅是孩子的眼睛，更是传统的教育理念。在新书发布会上，他痛心疾首地表示，近视眼防控的痛点就在于应试教育。“我要在你身上割掉一块肉你会痛。大家谁都不愿意割的这块肉，就是学习压力。” 他开玩笑说，如果谁想要孩子不近视，可以等孩子一生下来，就送到内蒙古草原的牧民家里，从此过着牧民的生活，放牛放马放羊。“但是谁也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社会已经进入知识型竞争的社会，如果不学习，能进清华北大吗？”他的发言让会场陷入沉默。 在一场关于近视防治的研讨会上，周炼红毫不隐瞒地说，“就在不久前一个下午，我们眼科专家被叫去区政府开了一场关于近视防控的会议，讨论起减负问题十分激烈，但看到在座有几个教育系统的人面露苦笑。一问才知道，就在当天上午，他们教育局开了会，就是要再抓教育……” 在李玲看来，全国性轰轰烈烈的近视群防群控尚未形成，是因为缺乏一个有效抓手。而成立专门的国家综合防控青少年近视领导小组或许是下一步的努力方向。 她提议可以借鉴新加坡、日本等国的近视防控经验。 在新加坡青少年近视率也一度居高不下，21世纪初，7岁儿童近视患病率超过20%。超过70%的大学生需要佩戴眼镜。 但新加坡成立起国家近视预防工作组，5年内在各个学校开展视力普查健康教育并建立新加坡近视档案。2011年，新加坡宣布2005-2011年青少年近视率下降了5个百分点，实现了新加坡建国以来儿童近视率首次下降。 王宁利告诉记者，目前从事眼科工作的人数已经发展到10万人，然而基层眼科医生和初期眼保健专业人员的相对匮乏，且东中西部眼科机构的发展不均衡，仍然是制约近视防治的一个因素。“基层眼科医生的相对匮乏，导致疾病的早期筛查、预防做得不够，病人到了疾病的中晚期才到医院来看病，往往耽误了病情”。 何毅告诉记者，严格来讲，验光不应该低于15分钟，在英国这一标准是40分钟，且收费标准很高。他提议，以国家政策干预方法，彻底改变认知。“未来我们能不能把青少年的验光配镜纳入医保？你可以象征性地收费，但这是在告诉大家，配眼镜不是买东西，本身跟健康挂钩”。 王宁利在今年两会上提出提案，希望在今后的大学入学考试中，提高身体素质的加分。“实际上就像一个杠杆，让大家知道不但要注重学习，还要注重身体素质，做到德智体的全面发展。” 不过，对于公众来说，这样一种转变能否适应，还有待考验。近日，杭州三墩小学一则关于学生视力低于5.0不能评三好学生的规定，在网上引起了热议。 在这条新闻下面，点赞居多数的一条评论是，“我看看书得罪谁了？我近视得罪谁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