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而如今，这个问题造成的巨大缺口，已经难以填平。 努力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中心副主任邹海东回忆起小时候，“幼儿园孩子是不会戴眼镜的，小学戴眼镜也稀罕，还会给他们取外号叫‘小四眼’，这也说明戴眼镜的孩子是稀罕的。现在小学戴眼镜的孩子根本不稀罕，幼儿园里的‘小眼镜’也多起来了。” 从事近视防控多年，他已经很难想起是从什么时候，近视已逐渐向更广、更低龄人群渗入。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院长瞿佳看来，迈出近视防治第一步，在中小学生中普查非常重要。“如果没有把这最基础的工作做好，如何能做到进一步防控？” 然而，把近视看成一种病的人少之又少。“学校从行政部门到校长老师，都应该把近视看做是一种病。”?邹海东说。 在一场关于近视防治的会议上，有眼科医生提及，自己作为医生，都没有做到每年带孩子去检查一次近视，直到孩子说看不清了，一查才发现近视程度已经不轻。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小儿眼科教授周炼红在面向湖北省28所小学1～3年级21551名小学生的家长进行问卷调查时发现，尽管98.10%的家长都有督促孩子保护眼睛的良好意识，88.74%的家长不知道自己孩子的视力情况，其中仅有28.6%的家长定期带孩子去医院检查视力。“这提醒我们，要正确引导家长对近视的认识，视力出现异常，及时到医院就诊。” 而众多眼科专家注意到，从前农村孩子比城市孩子近视患病率更低的传统印象也在打破。特别是农村留守孩子，缺乏父母的直接管教，更容易痴迷于电子产品，视力下降情况也非常严重，然而他们往往不自知。 有20多年经验的专业人士何毅对在吉林省靖宇县考察时的一件事印象深刻。他发现一个9岁的小男孩看东西有异样，就问，“你能看清黑板吗？”孩子坚定地回答，“能看清”。但验光发现孩子已经患有严重的近视。“家长都打工去了，他分不清看得清黑板和看得见黑板上的字的区别。” 早在2007年，国务院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后，教育部即制定《中小学学生近视眼防控工作方案》，就保护学生视力提出了工作措施，包括保证睡眠、建立视力定期检测制度、坚持每天一小时体育锻炼制度等。 邹海东告诉记者，上海市从2008年就开始启动一系列近视防治工作。一开始，他们尝试过改善教室照明灯光和改造课桌椅，都只在第一年效果显著。从2010年开始，上海市专门投资3000万元建立起上海市儿童青少年屈光发育档案，建立起整个上海市107.9万的孩子屈光发育档案。 通过对比研究，他们发现近视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还是课业负担。连续读书写字时间太长，室外活动缺乏，都会造成孩子早早近视。因此，从2015年，他们进行了3组对比，按孩子每天课间和午休户外活动的时间，分成80分钟组、40分钟组和无户外活动组。3年之后，80分钟组的孩子近视状况明显好于40分钟组，更优于无户外活动组的孩子。 “我们小时候课间都在外面疯跑，现在孩子课间不太出去玩了，学校生怕出现各种安全问题，或者课业问题。现在我们有个说法叫‘目浴阳光’，让孩子多出去玩，孩子的眼睛就会好，这就是最简单的方法。”邹海东说。 而在何毅看来，视光行业专业人才的缺乏也是近视防控的一大挑战。在英国，视光师和配镜师是两种职业，且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人们会认真地把眼镜当作医学用品来对待。 “消费者形成了一个概念，我去眼镜店是买东西，从来没想过是去看病。”从管理上没有把它作为一个医疗行业，而是作为一个服务业，作为一个零售业，两个行业的税收标准是不一样的。很多原因造成这个行业今天想改进，想去进行更新，都碰到了越来越多的困难。 未来 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院长瞿佳看来，迈出近视防治第一步，在中小学生中普查非常重要。“如果没有把这最基础的工作做好，如何能做到进一步防控？” 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2018年发布的《中国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报告》显示，我国青少年近视率已经高居世界第一，其中中国初高中生和大学生的近视率均已超过70%，而美国青少年的近视率约为25%，澳大利亚仅为1.3%，德国的近视率也一直控制在15%以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