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陕西网】
近期，几位乡村干部吐槽了三件“荒唐事”。
一是村干部接到任务推广某款政务App，有关部门还要考核下载注册率。而当地农村留守老人多、青壮劳力少，一些老人连智能手机都没有，村干部很难完成任务。刚开始，一些村干部找村民要来手机号，帮他们挨个注册，后来村民对此也很反感，就有村干部自掏腰包找到专业商家，花钱完成下载和注册的任务，久而久之，竟然“催生”了一门生意。
二是有地方为了提高辖区商业主体数量，给村干部摊派营业执照办理指标。村干部只能找村民说好话，动员他们办理营业执照，可笑的是，少数村民本身并没有经营活动，也被拉来凑数。由于办理营业执照需要身份证、银行卡等个人信息，一些村民对此十分反感。
三是有村庄为了方便完成上级各项任务，一些“公益岗”和“配合户”几乎成了村里的“专业”演员。凡是需要群众参与的活动，比如政策宣讲、志愿活动，都找这些人配合“演出”、拍照留痕。长此以往，很多本来有实效的活动，也都成了“走过场”。
长期以来，一些地方“复读式”开会、“打卡式”调研、“挂牌式”服务、“表演式”留痕、“教条式”评比、“表态式”工作等形式主义问题，曾是乡村两级党员干部反映强烈的痛点问题，不仅挤占基层干部的时间和精力，也消耗基层的物力和财力，导致“政策空转”“执行空转”“责任空转”的歪风邪气。
但从村干部的吐槽中可以看到，吐槽对象已经从开会填表、检查评比等折腾基层干部的事项，蔓延至推广注册、出席凑数等折腾群众的领域。这种由上而下传导至基层的乱作为、假作为现象，更加令人忧心。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共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45000余件，其中占比最高的问题类型是，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占查处总数的86.9%。而“文山会海反弹回潮，文风会风不实不正，督查检查考核过多过频、过度留痕，给基层造成严重负担”的查处问题数量共310件。
面对形式主义屡禁不止，一些乡村干部的心态也在发生变化，由“反感”到“适应”，再到“迎合”。甚至少数干部习惯了形式主义显身手，相信“干得好，不如说得好；说得好，不如演得好”。
剖析一些地方形式主义问题屡禁不止的原因，从工作传导方面看，上级决策时，部分部署安排过于功利，目标过高，贪大求全，一些执行者明知完不成任务，只能投机取巧搞形式，涂脂抹粉出成绩。中间流转时，一些干部“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习惯往下压任务，向上表功绩，但又不愿真抓实干，只能用形形色色的报表代替扎扎实实的落实，用光鲜亮丽的包装掩饰空洞无物的内容。基层落实时，抬头都是上级，身后顶着问责，明知事不可为，却又人微言轻，唯有俯首干活，应付交差了事。
从责任分担方面看，一方面，一些形式主义的做法，客观上能规避责任。“事事建档报表，处处拍照留痕”等过程管理中出现的形式主义问题，一定程度上成为基层证明“我重视了，我落实了”的佐证材料，对上对下都有交代。
另一方面，形式主义能包装政绩。一些领导干部缺乏“一年接着一年干，一张蓝图绘到底”的耐心，也缺乏“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既不愿下苦功干事情，又想要赶时间出政绩，形式主义就会成为自然选择，各种各样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虚假创新便层出不穷。
从利弊权衡方面看，由于上级掌握考核和问责权力，对上负责成为部分基层干部的优选项。面对形式主义问题，一些基层干部也抱怨：“不是我想干，上级要我干，考评逼着干，你不能不干。”一方面，确实存在“形势所迫，不得不为”，另一方面，也存在“琢磨上级，投其所好”，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背后都有权衡利弊后的利益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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